在讨论斯巴达政治制度时，亚里士多德倾向于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混合型的。在谈到斯巴达的民主因素时，亚里士多德只提到监察官，没有涉及公民大会。（53）而斯巴达最古老的政治文献瑞特拉中，只表示人民有集会和表决权，不能提出议案，似乎也不能修改，只能就长老的意见进行表决。普鲁塔克还提到，为防止人民通过增减字句的办法对决议进行修改，国王波吕多罗斯和提奥庞普斯给瑞特拉增加了一条：公民大会如果通过歪曲的决议，长老和国王可以休会，（54）实际上是不批准公民大会的决议。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人暴动时，米利都使节直接晋见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在决定是否援助米利都过程中，一直是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出面，并在没有咨询任何机构的情况下，他把米利都使节打发走。于是有了希罗多德的名言：“看来，真好像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梦的克列奥美涅斯，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55）公元前479年，监察官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决定派出军队前往中希腊与波斯人作战。（56）所有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斯巴达的政制为地道的寡头政制。民主因素、至少是公民大会可有可无。
    可是，仔细分析历史遗留的资料，也许会让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很可能是根据公元前4世纪的情况做出的。当时斯巴达公民队伍已瓦解，富有阶层崛起，其政治制度中的寡头因素显然有所增强。公元前4世纪前期到中期国王亚偈西劳的强势地位，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但在整个古典时代，斯巴达制度中的民主因素绝不容忽视。从斯巴达制度的整体设计来说，如芬利指出的，公民的相互平等是其理想之一。（57）斯巴达公民自称平等者，是这种理想的反映。尽管在历史上，斯巴达制度的理想和实际之间存在众多的不协调，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理想的存在及其影响。斯巴达的官制反映了公民集体的主权地位。虽然国王是世袭的，但国王有两个，相互制约，限制了他们的专权。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只有在离开本国作战时国王才拥有全权。（58）长老会诚然是终身制，但他们和监察官一样，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为了当选，他们必须争取公民的好感，“参选的人必须四处奔走游说”，让注重才德的亚里士多德感到很不满意。（59）监察官则是任何公民均可当选，而且每年5人，一年一任，亚里士多德明确将其视为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在批评斯巴达选举制度时，亚里士多德还提到，由于对财产资格不加限制，不少贫穷者当选监察官，导致他们接受贿赂，（60）反映确实有穷人当选监察官。
    其次，斯巴达政体中代表寡头和君主制的因素，可能有意无意地被夸大了。刘易斯的研究表明，国王的地位并不稳定，被罚款、放逐，乃至被剥夺王位者，代不乏人，其数量可能比遭到处罚的雅典将军还要多。从公元前480-前432年，阿吉亚家族成年国王在位的时间不超过15年，优里庞提德家族国王的作用也不明显。（61）在系统考察过公元前6-前4世纪斯巴达国王的政治作为后，安德鲁斯强调，在有文献可考的范围内，绝大多数国王实际没有发挥过多少政治影响。作为给公民大会准备议案的长老会，确实可能会拒绝把某些问题提交给公民大会，但公民大会的决议遭到长老会和国王否决的事情，在有关文献记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由长老会单独做出的重要决定，在斯巴达历史上难得一见。（62）
    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有的城邦没有平民的地位，没有公民大会，只有一些偶然的集会，诉讼案件由各部门的官员分别审理，例如在斯巴达，监察官审理契约方面的讼案，在他们内部又有分工，而长老负责审理杀人案，其他案件由其他官员分别审理。”（63）有些时候，斯巴达的长老和国王可能根本不将有关问题提交公民大会讨论。但是，像在荷马社会一样，如果上层内部不能达成一致，则事情必须提交公民大会。由于斯巴达制度的设计，国王、长老、监察官之间矛盾重重，许多重要问题，至少是有关和战的重大问题，需要提交到公民大会上讨论。（64）至于公民大会的自由程度，似乎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低。公元前432年有关是否向雅典宣战的大会，修昔底德根本没有提到长老会的任何活动。国王阿基达马斯要求斯巴达人谨慎的演说，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公民投票的取向。（65）斯巴达人援助叙拉古、入侵雅典和设防狄凯利亚的决定，可能也是在阿克比阿德斯发表演讲后，由公民大会临时做出的。（66）“监察官和其他行政长官虽然准备派遣代表到叙拉古去，阻止叙拉古人和雅典人妥协，但是不愿意给予任何军事援助。”（67）但在阿克比阿德斯演说后，斯巴达人“决心设防狄凯利亚和马上派遣军队往西西里去”。（68）克列奥美涅斯确实拒绝了米利都使节，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克列奥美涅斯当时所说的话，“如果你说你要把拉凯戴梦人从海岸引向内地走3个月的话，那他们是不会听从你的计划的。”（69）也就是说，克列奥美涅斯认为，斯巴达人肯定不会批准对波斯战争的动议，所以提前代表斯巴达人把米利都使节打发走。同样，波斯派到雅典的使节，也是在议事会被雅典人拒绝的。（70）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雅典公民大会的作用无足轻重。
    第四，斯巴达的政治文化强调服从，用普鲁塔克的话说，“吕库古将自己的同胞训练成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倒像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领的周围，怀着近乎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71）因此，芬利怀疑那些一向在战场和生活中纪律严明、以服从为天职的士兵，到公民大会的会场时，是否会改变自己服从上司的习惯，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72）但公元前418年对国王阿吉斯的处置证明，斯巴达人是能够把两种角色区别对待的。作为士兵，斯巴达人服从了阿吉斯撤军回国的命令。但在回国后，斯巴达人决心追究阿吉斯战争指挥失当的责任，“他们不像平常那样的镇静，这次被情感冲动了，打算把阿吉斯的房屋拆毁，并处以一万德拉克玛的罚款……斯巴达人毕竟没有科他以罚款，也没有拆毁他的房屋，但是当时大家制定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法律，规定推选10名斯巴达公民做他的军事顾问，阿吉斯没有得到这些军事顾问的同意而率领军队离开斯巴达城，是非法的。”（73）
    最后，斯巴达是一个城邦，而且是一个重视口碑的城邦。公民舆论的压力，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虽然亚偈西劳操纵了对福伊比达斯和斯福德里亚斯的审判，但两案同时表明，在斯巴达，强势如亚偈西劳，也不能不考虑公民的感情。（74）毫无疑问，斯巴达不是雅典，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原则，也与雅典存在重大的差别。我们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城邦，斯巴达制度中有一定的民主成分，表现了希腊城邦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75）
    由直接参与所导致的另一个特征，是希腊城邦缺少近代意义的政党和政府，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古代希腊确实存在许多名目的官职，而且绝大多数城邦有议事会，但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集体职务，而且以一年一任者居多。雅典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斯巴达也不例外，其国王由两人担任，而且权力平等；长老会28人（不包括两名国王），监察官5人。对其他城邦的情况，我们资料有限。但它们显示，从原则上说，都是任期有限制和职务集体制，少有一人专任或独裁现象发生。与集体职务并行的，是官职任期的短暂。一般来说，官职任期为一年，而且不能连选连任（只有将军和国库官等极少数需要专业知识的官职例外；斯巴达的国王和长老是另一个例外）。即使是这些任期有限的官员，也处在公民大会不同程度的监督之下，缺少独立行动的权利。所以，一个希望自己的建议变成法律或者政策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备说服他人接受自己提议的能力。然后，是使公民大会通过自己的建议，而且是当天做出决定。因为雅典是民主政治的典型，学者往往以雅典史实为证。不过，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程度而论，雅典是个极端的例子，不一定能反映所有希腊城邦的实际，而且已经得到芬利等比较深入的分析。这里我们着重探讨其他希腊城邦公民大会的情况。由于斯巴达常被视为寡头政治的典型，我们仍以斯巴达为重点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