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史学流派竞相绽放的当代法国史学界，社会史似乎成了唯一的输家。因为法国历史学家在放弃激进政治的同时，也逐渐放弃了对与革命运动相关的众多课题(如工资、物价、经济危机、革命等)的研究。某些社会史学家(孚雷和阿居隆)的华丽转身(13)以及长期耕耘政治史或文化史学者的功成名就，(14)似乎进一步证实社会史已日薄西山。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是显学的社会史也一度门庭冷落，原本不证自明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法也招致了诸多批评。
    然而，激进史学的消亡，并不表明社会史在法国就此沉沦。事实上，法国社会史也获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19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为社会史的新生开辟了广阔天地。妇女、同性恋、族群、移民、罪犯、乞丐以及其他群体开始成为法国历史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只不过，绝大多数作者不再以社会史家自居，他们竞相批判年鉴学派，宣称要与拉布鲁斯-布罗代尔的史学范式决裂，并试图创建新的史学流派，如妇女史、性别史、家庭史、私人生活史、同性恋史、后殖民主义史。可是，谁又能够否认，其研究对象仍属于经典社会史所关注的“社会”范畴呢?
    显而易见，伴随着年鉴学派的衰落，法国社会史家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才能满足新式研究的需要。在矢志革新社会史的众多学者当中，努瓦利耶是一个佼佼者。努瓦利耶凭借对移民史、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以及在历史学方法论上的深邃思考，在法国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努瓦利耶的移民史研究
    努瓦利耶的人生经历、学术道路与1968年以来法国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存在惊人的契合。
    1950年，努瓦利耶出生于孚日的一个贫困家庭。母亲是马格里布后裔，但其家族自19世纪起便定居孚日。她原先以刺绣为生，破产后到巴黎从事女佣工作。父亲是“地道的法国人”，(15)是一名报务员，收入微薄，而且酗酒成性，经常对妻子和子女拳脚相加。作为长子，努瓦利耶很早就承担起“拯救”家庭的责任，并在抵制父亲暴力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了反叛的性格。后来，努瓦利耶一家迁往阿尔萨斯，其北非移民的体貌特征受到当地孩童的嘲弄。(16)无疑，童年的受辱记忆是他日后选择移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贫困，努瓦利耶被迫选择免费的孚日师范学校，后者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由于不愿成为小学教师，在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到南锡文学院继续深造。在此期间，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努瓦利耶加入“法国共产党学生联合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学说。毕业后，他到非洲刚果服了两年兵役，随后来到洛林的隆维(Longwy)地区，担任中学教师。1979年，由于经济危机以及调整产业布局的需要，法国政府决定关闭洛林地区的冶金企业，结果引发了战后法国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努瓦利耶积极投身这场罢工，还和一位摩洛哥裔工会领袖合作，撰写了其平生第一本著作，旨在为工人提供“斗争武器”。(17)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密特朗总统的上台及其在1983年放弃社会主义改革的决定，努瓦利耶对共产党、社会党、总工会等左翼组织日渐失望，并最终告别了激进的政治运动。与很多同龄的法国激进分子(如罗桑瓦隆、马塞尔·戈歇)一样，努瓦利耶开始弃政从学。他师从法国人权同盟前主席、饶勒斯研究专家玛德莱娜·雷贝利乌(Madelaine Rebébrioux)。不过，以学术为业的努瓦利耶并没有因此蜕变成一个蜗居象牙塔的学者。其博士论文《两次大战期间隆维盆地的冶金和钢铁工人》(18)及《19-20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工人》(19)等著作的相继发表，充分表明努瓦利耶依然在坚持社会批判，依然在关心法国工人的历史命运。但自此以后，他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移民群体。
    努瓦利耶学术兴趣的转移与极端民族主义在法国的复活密切相关。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法国经济长期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急剧下降。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右翼势力在法国开始抬头，让-玛丽·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更是从默默无闻的小团体发展成为法国政坛的第三大势力。在勒庞等人的煽动下，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日渐坐大。这让在1968年五月风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努瓦利耶始料不及，因为其所属的一代人曾认为两次大战的阵痛已经让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欧洲彻底失去了生长的土壤。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死灰复燃，让他觉得探讨其中的深层原因并找到遏制的办法，乃是刻不容缓的事情。(20)
    努瓦利耶之所以转向移民史研究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其马格里布移民后裔的身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21)他早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也与此密切关联，“为数众多的第二代移民之所以支持法国共产党，不仅因为经济或职业的考虑，也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在推动他们融入法国社会方面厥功至伟”。(22)努瓦利耶表示，法国共产党对他个人而言还具有一种特别意义，因为通过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激进政治运动和集体学习活动，他宣泄了由来已久的家庭压力，获得内心极度渴望的社会认同。因此，面对法国共产党的衰落，努瓦利耶的心情比孚雷、罗桑瓦隆等人更加复杂。(23)他不禁哀叹：“创建于工业革命初期的各种独立组织主要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如今，它们丧失了绝大多数追随者和选民。激进的媒体已经消亡。由于连锁反应，这些组织在19世纪末以来创建的各种社会交往形式也荡然无存，而且没有形成任何替代形式。”(24)自从法国共产党衰落以后，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致力于推动外国移民融入法国的大党。或许，这也是移民群体在当代法国处于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