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史家夏尔勒-埃德蒙·普塔(Charles-Edmond Pouthas)、国际关系专家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以及人口学家路易·舍瓦利埃(Louis Chevalier)就从不同角度指出了把经济决定论推向极端的悖谬。(38)但是，他们对拉布鲁斯-布罗代尔模式的批评在当时史学界的影响有限。不过，其努力并没有白费，最终在年鉴学派趋于衰落的80年代末结出了果实。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勒内·雷蒙(勒努万的学生)成为政治史复兴的领军人物，并在1998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布鲁斯阵营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拉布鲁斯曾经把许多学生派到指定的省份从事经济社会史研究。此举尽管催生了一批优秀论著，但也充分凸显了系列化、计量化研究方法的局限。如被派到瓦尔省的莫里斯·阿居隆就发现，他根本无法用社会、经济或阶级的因素去解释当地农民为何成为激进共和派的现象。他最终得出一个与社会经济决定论截然不同的结论：异常活跃、数目众多的互助社、行会、兄弟会以及社团导致当地民众形成了一种自由的、平等的“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é)，从而有利于共和主义在当地的传播和扎根。(39)被派到利穆赞省的阿兰·科尔班也放弃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转而探讨人的“感知性”(sensibilité)(如嗅觉、听觉等)在西方历史中的变化。(40)阿居隆表示，拉布鲁斯倡导的分省研究原本是要创设“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实验室”，却出乎意料地导致其弟子抛弃经济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走向了经典社会史所轻视的“日常生活”和“小历史”。(41)弗朗索瓦·孚雷更是义无反顾地拥抱拉布鲁斯轻视的政治史，成为“政治概念史”的开山鼻祖。
    阿居隆对“社会交往性”的研究以及科尔班对“感知性”的研究清楚表明，经典社会史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或表征的划分过于机械。然而，阿居隆、科尔班在微观层面上的经验分析并没有让他们像意大利的卡尔洛·金兹伯格等人那样作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论思考。(42)与此同时，他们在实践层面的重要突破也因为被归入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阵营，被贴上“心态史”的标签而令人遗憾地被遮蔽。(43)
    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学界对经典社会史方法论的批判日趋激烈。一个重要标志是法国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叙事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米歇尔·德·塞尔多的《历史的书写》，(44)尤其是保罗·维内颇具争议的《如何书写历史：认知论》(45)在法国史学界掀起一股讨论历史认知论的热潮，他们开始思考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并使曾经长期遭受冷遇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史无前例的活力。另一个标志就是有关外国史学流派的译介不断增多。如介绍叙事史学、微观史学和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就是新生的《争鸣》的一个重头戏。(46)前高等社会科学院院长雅克·雷维尔更是不遗余力地在法国推介意大利的微观史学，(47)后者和阿居隆、科尔班的经验研究共同证明了法国史学界正在兴起的一种新风尚--“小即美”(Small is beautiful)。(48)最后，弗朗索瓦·多斯在1987年出版了《碎片化的历史学》，(49)对年鉴史学进行了批评，并认为它是当代法国史学危机的罪魁祸首。
    面对批判，年鉴学派并没有熟视无睹。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年鉴史学家就在思考如何让社会史研究走出困境。1974年，雅克·勒高夫和皮埃尔·诺拉主编出版《从事历史》，试图从“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上突破拉布鲁斯-布罗代尔范式的藩篱。(50)1988年，《年鉴》更是刊发专文，呼吁法国历史学家反思史学正在经历的“一场关键转折”。《年鉴》承认结构主义和计量研究范式已经“过时”，认为和社会科学结盟的法国史学也因此遭受牵连，出现了多斯所批评的“历史的碎片化”，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性主导的时代”。它表示，单纯地批判年鉴学派，简单地重返叙事、事件、政治或传记，乃是一些“懒惰的办法”，并不足以克服当代法国史学的危机。为此，它号召法国史学家群策群力，共同参与讨论变革社会史的新方法和新同盟(即建立新的跨学科模式)。(51)总体而言，这篇文章更像是年鉴学派的一份自我辩护，而非谋求变革的纲领。由此也不难理解，《年鉴》的“官方”立场为何会在法国史学界招致众多批评。(52)
    《年鉴》将法国史学危机归咎于社会科学的诊断并没有得到多少赞同。夏蒂埃强烈反对“社会科学出现了普遍危机”的提法，认为结构主义的衰落并不表明社会学和人类学也处于危机中。他指出，法国社会史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社会科学出现了“普遍的危机”，而是年鉴史学本身出了问题，因为它把社会机械地划分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夸大了地理、气候、经济和社会的决定作用，却忽视了对个体性、特殊性的研究，从而偏离了“理解的原则”(principes d’intelligibilité)。夏蒂埃对经典社会史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如果不能立足于个体事实的集合，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获得普遍性呢?”(53)
    努瓦利耶没有明确否认《年鉴》的结论，但其保留态度可以从其关于加强史学和社会学之间联系的主张上得以窥见。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长期的门户之见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解，严重阻碍了法国史学的革新。具体而言，由于涂尔干、西米昂等社会学家始终强调历史学不是科学，(54)法国史学家长期纠结于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在追求科学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只重视可计量化和系列化的历史，却忽略了本应给予高度重视的历史行动者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长时段”观念的影响下，法国史学家对社会学尤其是“主体主义”(subjectiviste)社会学所取得的进展缺乏足够的关注或者干脆对之置若罔闻。“主体主义”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和诺贝特·埃利亚斯，他们注重个体性和亲身经历，与鼓吹普遍性、排斥特殊性的法国经典社会学大相径庭。(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