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法国历史学家纷纷抛弃社会史，转向心态史、政治史、文化史或表征史之际，努瓦利耶没有放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批判。只不过，其研究对象不再是拉布鲁斯等人关注的工人或农民，而变成了与其自身命运息息相关的移民群体。由于移民大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并遭受沉重剥削，仍属于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范畴，所以努瓦利耶的研究和经典社会史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关心社会底层命运、坚持社会批判的立场上，更是与之一脉相承。(25)
    然而，努瓦利耶在转向移民史后，很快认识到该领域研究的薄弱与苍白。他为此感到非常失望，甚至有些愤怒。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出版的各类史学著作当中，移民史占据的比重微乎其微。譬如，乔治·杜比的《法国通史》和皮埃尔·肖奴的《法国》对移民问题几乎是一笔带过。(26)皮埃尔·诺拉的《记忆的场所》在法国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记忆史的热潮，但该书的第一、二卷对移民问题只字不提，后五卷虽稍有涉及，但篇幅也极为有限。(27)有鉴于此，努瓦利耶将其移民史研究的里程碑著作--《法国熔炉》的第一章针锋相对地命名为“记忆的不在场”(non-lieu de mémoire)。(28)
    为什么在一个移民大国，移民史会成为学术研究的“盲点”，与美国构成鲜明的对比?(29)在《法国熔炉》第一章里，努瓦利耶专门分析了移民在法国集体记忆中“不在场”的原因。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法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模式不同于美国。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外来移民不断涌入并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美国人在谈及自身的历史时，从不避讳各个外来族群的贡献。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在外国移民大量涌入之前，民族国家早已形成。民族国家建构先于移民浪潮的情形很容易导致法国人形成民族的“起源神话”，(30)忘记法兰西民族的成分已经由于19世纪中期以后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的大量出生而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实。
    第二，法国共和主义民族观的影响。在法国共和主义者当中，认为法兰西民族拥有某种“集体人格”的观点源远流长。19世纪中叶，米什莱就曾指出法国的“民族性格或民族人格最接近于个体的人格”，“假如英国是一个帝国，德国是一个地区或一个种族，那么，法国就是一个人”。(31)20世纪60年代，皮埃尔·肖奴的论调如出一辙，“法国就是一个人；集体人格的秘密并不比基于生理基础的个人秘密更为深奥。”20世纪80年代，诺拉还在老调重弹，认为法兰西民族具备“自我认知”、“自我恢复”、“自我发现”等多种能力。(32)努瓦利耶表示，共和主义的人格化民族概念让法国人认为法兰西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并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把外国移民视为他者的观念。
    第三，法国社会学家对移民问题较不关心。在美国，社会学家是移民问题和移民史研究的拓荒者。反观法国，社会学家，尤其是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等社会学的奠基人尽量避免介入移民问题。涂尔干等人的漠视立场可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实证主义的理论传统让他们不愿意介入聚讼纷纭、难有定论的热点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犹太人的身份让涂尔干、莫斯对移民问题研究有所顾忌，因为作为“被同化的犹太人”，生活在法国的最佳选择或许就是在反犹主义甚嚣尘上之际，不参与讨论这个会让他们感到尴尬的问题。(33)
    第四，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观照不足。年鉴学派尤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难以让移民史成为科学史学的研究对象。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自然气候、土壤成分、河流山川等静止的要素属于“长时段”范畴，它们主导着历史的发展脉络；经济、社会、文明等因素属于“中时段”的范畴，其影响仅次于长时段；第三部分则是属于“短时段”的个人史、事件史和政治史，它们虽然“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但也是“最危险的历史”。(34)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移民问题的出现属于不值得深究的短时段范畴。对于理解法国当代史而言，布罗代尔史学模式的局限性不容辩驳。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也承认，布罗代尔“没有为理解当代史建构出一种严肃的方法论”。(35)努瓦利耶分析说，布罗代尔之所以不能为移民史研究创造出“必要的工具”，正是因为其历史学方法论的局限。(36)
    因此，在努瓦利耶看来，如果想要让移民史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并有所突破，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方面，要批判法国共和主义的人格化民族观念。为此，努瓦利耶从民族、民族性、政治难民等概念入手，通过剖析它们在形成、演变和传播过程中的偶然性及其充斥的权力斗争，(37)戳破法兰西民族的“起源神话”，指出法国共和主义民族观念的荒谬性。另一方面，要批判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传统。也就是说，要摒弃经典社会学和年鉴史学对当代史的轻视立场，在方法论上捍卫移民史研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努瓦利耶把自己在研究法国移民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学方法论，称为“社会历史学”。
    三、社会历史学的诞生
    努瓦利耶的史学研究独树一帜，并在法国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与他倡导的“社会历史学”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说，努瓦利耶移民史研究的创新也有赖于此。
    在论述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之前，我们需要介绍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法国史学界对拉布鲁斯-布罗代尔史学模式的批评。尽管经典社会史在战后法国独大，但对它持批评意见的人始终存在。这些批评不仅见证了战后法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也为努瓦利耶等新一代历史学家革新社会史研究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