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一直捍卫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正当性。在《为知识分子辩护》中，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很大程度上是与介入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就是介入与己无关的事务的人，他们以人和社会的整体观念--如今，此种观念已经不再可能，似乎显得抽象而荒谬--的名义，挑战一切现有的真理以及受其影响的行为”。在他眼里，投身学术研究和参与政治活动并不矛盾。萨特本人不仅从事哲学研究和小说戏剧的创作，还积极参加“与己无关的事务”，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热衷于追求个人解放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萨特的哲学、小说和戏剧直接服务于普通民众的解放斗争。并且，他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连的必要性：“只有在民众阶级身上，并且唯有借助于它，(知识分子--笔者注)才能洞悉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理；通过抛弃改良主义的幻想，他可以激进化，变成革命分子，并借此认识到：人民群众除了会打破压迫他们的偶像外，不会再做别的事情。”(86)
    萨特的激进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法国并非个案，哲学家阿尔都塞及其信徒也在宣扬类似学说。在他们的熏陶下，法国青年学生当中流行起一种到工厂、农村学习，帮助工人和农民认识异化、反对压迫的风潮。然而，在出身贫寒的努瓦利耶看来，此种革命浪漫主义“虽然值得称道，但却荒谬至极”。(87)毫无疑问，萨特鼓吹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观并没有得到其认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革命运动的偃旗息鼓、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尤其是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法文版面世，法国知识分子纷纷脱离左翼阵营。萨特也由此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开始倡导新型知识分子观。
    福柯曾是萨特的崇拜者，但1968年五月风暴让他走向了批判萨特的立场。福柯表示，在革命希望已经彻底落空的年代，知识分子不能再盲从萨特。福柯不无嘲讽地说：“知识分子在过去宣称，他们要向那些不懂真理的人诉说真理，要为不能诉说真理的人宣扬良心和优雅。然而，最近的事情让他们开始恍然大悟，民众在认知时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民众比他们知道得更完善，更清楚，也更好；民众同样能够铿锵有力地诉说真理。只不过，有一种体系在禁锢、阻碍和否定他们的知识和话语。……事实上，知识分子就是此种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他们自命为良心和民众话语之代理人的观念也是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88)福柯宣称萨特代表的“普世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universal)已经过时，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不再是革命斗争，而是对权力-知识的批判。有鉴于此，福柯全身心投入监狱史、疯癫史、性史、知识考古学以及生物政治学的研究，深入批判家庭、两性、学校、监狱甚至人脑里存在的所谓的真理和体系，揭露其压迫的本质，试图为普通民众提供专业的知识工具。这就是福柯提出的“专业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spécifique)的职责所在。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的压迫不仅存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还存在于知识、思想、文化或者如其所说的“象征资本”中。进一步而言，“象征资本”的压迫还因社会大众不知不觉地将之内化为“惯习”而变得异常隐蔽。作为福柯的朋友，布尔迪厄也赞同其“专业知识分子”的提法。不过，他表示，知识分子的单打独斗无法击溃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因此，在“专业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了“集体知识分子”(intellectuet collectif)概念，因为唯有“集体知识分子”才可能创造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的社会条件”。(89)
    福柯和布尔迪厄的立场表明，知识分子在革命消亡后仍有介入社会的可能和必要，即通过自身的专业研究，为弱势社会群体提供批判武器，为他们的反抗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与试图在无产阶级身上追求真理的萨特相比，他们更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和科学研究的自律。他们的知识分子观在法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历史学家也纷纷在福柯和布尔迪厄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历史学家如何在新的时代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如皮埃尔·诺拉在伽利马出版社创办的《争鸣》杂志，即是法国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体思考的产物。在《争鸣》创刊号上，诺拉再次提出了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从未停止思考的问题：“知识分子能够做什么?”诺拉对80年代法国思想界的诊断和福柯在70年代中期的结论如出一辙。“先知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oracle)已经逝去，萨特的时代悄然终结，而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和雷蒙·阿隆成为新的偶像；相应地，文学和作家的辉煌也开始让位于人文学科和专业知识分子的严谨。(90)诺拉创办《争鸣》的初衷，就是要为专业知识分子创造公共平台。尽管诺拉反复宣称要坚持科学独立，反对政治干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争鸣》总是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纠缠不清。在极权主义批判、人权运动以及当代法国的民主改革等重大问题上，诺拉及其朋友就经常举办圆桌会议，并把相关发言发表在《争鸣》上。
    努瓦利耶不愿以诺拉为榜样，而是要做和福柯、布尔迪厄一样的专业知识分子或“介入的研究者”，(91)立足科学研究，又矢志于社会批判。努瓦利耶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移民史研究，就是因为他相信移民问题的科学研究可以帮助法国民众消除对移民群体的偏见，使“右派理论彻底失去吸引力”，从而建立“多元的法国”，(92)最终改善所有移民群体在法国的处境。不过，他并不满足于做福柯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分子”，还致力于在历史学领域内推动形成布尔迪厄所说的“集体知识分子”。具体而言，其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