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诊断法国史学危机，捍卫历史学的自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宣称法国史学陷入“危机”的声音不绝于耳。弗朗索瓦·多斯(93)和弗朗索瓦·贝达里达(94)等人都谈论过法国的史学危机，并作出了各自的诊断。努瓦利耶并不否认当代法国史学面临着历史学教席数量的削减、大学功能的衰落、学术著作出版的困难以及集体合作的消亡等诸多问题，但他反对法国史学深陷危机的提法，因为在当代法国社会舆论中，它的声誉是“前所未有的卓著”。(95)尽管如此，努瓦利耶强调不能对史学危机论调的泛滥掉以轻心，因为它们有可能让历史学家的共同体陷入混乱甚至分裂。
    努瓦利耶认为，批判年鉴学派的各种史学新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史学危机论调泛滥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史学新流派的不断涌现，并不是历史学繁荣的标志，而是一种危机的症状，因为它们为取代经典社会史而鼓吹的理论范式不过是一些“自说自话的预言”(prophéties autoréalisantes)。(96)他特别批评了“语言学转向”和《年鉴》的“关键转向”。尽管鼓吹语言学转向的美国历史学家或者倡导“关键转向”的年鉴学派拥有良好的意图，试图援引相邻学科的理论推动史学创新，但“把哲学的狼引入历史学的羊圈”，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徒劳地让历史学家卷入谁也无法获得胜利的认识论纷争，历史学也可能因此丧失其学科认同的危险。(97)他表示，历史学家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应当以马克·布洛赫为榜样，因为后者知道如何利用历史学家熟悉的语言，把社会学、地理学和哲学的成果“翻译”(traduire)到历史学，并最终促成了一场伟大的史学革命--年鉴学派的诞生。(98)努瓦利耶对“语言学转向”和“关键转向”的批评，大致反映了崇尚经验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面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立场，但招致了美国女权主义史学家乔安·斯科特的辛辣批评。(99)
    与此同时，努瓦利耶认为某些在名利场中春风得意的历史学家，也应当为当代法国史学界的混乱局面负责。在他看来，勒内·雷蒙、孚雷等“政府型知识分子”和政界、出版界过从甚密，甘于充当权力的谋士和记者的顾问，而丧失了对政治话语或公共舆论的应有批判。(100)他并不反对历史学家介入社会，但强调应当捍卫“学者的世界相对于媒体和政界的独立，因为捍卫此种独立，就是加强科学工作的集体认同。”努瓦利耶表示，真正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当能够‘翻译’媒体与政界的常识问题，将之问题化(problematiser)，从而揭示充斥我们周围的众多话语背后的压迫形式和社会痛苦”。(101)
    其次，推动历史学家集体地介入社会。由于青年时期有过参加学生运动和罢工的经历，努瓦利耶深知集体行动对于历史学家介入社会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唯有诉诸集体行动，历史学家才能摆脱学院的个人主义，克服知识和政治之间的鸿沟。(102)因此，无论从事学术研究，抑或参与公共事务，努瓦利耶总是试图搭建共同行动的平台和组织，尽可能地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为了探索法国社会史的革新，他参与创办《新生》(Genèses)杂志，并在贝兰(Belin)出版社组织出版“社会历史学”丛书。为了消除法国社会对移民群体的偏见，强化移民研究在集体记忆中的分量，他推动创建法国国家移民史博物馆(CNHI，2007年正式开放)。为了探索传播史学研究成果的新路径，他还和剧作家们合作，创作旨在消除社会公众对移民偏见的戏剧。(103)最后，为了抗议2005年2月23日出台的法律，(104)为了反对前总统萨科齐创建“移民与民族认同部”，他宣布退出法国国家移民史博物馆的科学委员会，并牵头创建“历史学之公共用途警觉委员会”(CVUH)，强调历史学家捍卫其科学知识的迫切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公共空间中捍卫自己生产的知识类型，没有人会替我们去做这件事”。(105)
    对努瓦利耶而言，捍卫历史学的自律和集体地介入社会是历史学家转变成“集体知识分子”的两个关键要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化，不仅颠覆了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信仰，也对拉布鲁斯-布罗代尔的经典社会史产生了冲击，经济决定论、长时段历史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挑战，政治史、文化史、表征史开始复苏并占据突出位置。
    有鉴于此，年鉴史学家开始为法国社会史研究寻求脱困之道，然而无论在经验研究，抑或理论反思方面，他们的努力均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这可能是因为年鉴学派昔日的盛名和成就在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沉重的历史包袱。所以，倡导“关键转向”的新一代年鉴学者没有深入反思年鉴史学自身的局限，反而把当代法国的史学危机归咎于社会科学，归咎于后者出现了“普遍的危机”。
    相反，努瓦利耶却没有任何包袱。他早年投身激进政治，在地处偏远的孚日和南锡接受教育，随后又师从饶勒斯主义者玛德莱娜·雷贝利乌教授，因而无需也不会受到年鉴学派僵化信条的束缚。在从事工人史、移民史和知识分子史研究时，他往往能够秉持实用主义的立场，灵活借鉴和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与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埃利亚斯、福柯、布尔迪厄以及马克·布洛赫等风格迥异的思想家，均是其“社会历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经过努瓦利耶的孜孜耕耘和积极倡导，移民史如今已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身份证史、护照史、政治流亡史等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研究。尽管努瓦利耶在法国学界的声势不能与勒内·雷蒙、孚雷、夏蒂埃、罗桑瓦隆等人相提并论，但谁也无法否认，他已经切实地推动了法国社会史的革新。依笔者管见，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相对于经典社会史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