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何时并且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贯穿努瓦利耶整个学术生涯的核心问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尤金·韦伯在《农民变成法国人：1870-1914年期间乡村法国的现代化》里做过类似研究，他从现代化或工业革命的角度，指出学校、公路、铁路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是法国农民在第一次大战爆发前融入第三共和国的关键因素，他们最终接受了自己首先是法国人而不是布列塔尼人、诺曼底人、普罗旺斯人或勃艮第人的观念。(73)尤金·韦伯的著作对努瓦利耶的影响不容置疑，后者表示，其移民史著作《法国熔炉》更为恰如其分的书名应当是“移民变成法国人”(Immigrants into Frenchmen)。(74)与这位美国学者一样，努瓦利耶认为工业革命及其创造的货币、公路、铁路、电报等“远距离关系”(relations à distance)为法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他认为第三共和国的民主革命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政治民主化及其社会影响的重视，使得努瓦利耶得出了一个和尤金·韦伯不同的结论：19世纪末，法国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努瓦利耶表示，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法国作为民族国家在法律层面的建构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个重要标志是1889年国籍法以及一系列针对外国移民法律的颁布。(75)他表示，它们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188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背景下“双元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果。
    面对经济危机下日益恶化的就业市场，法国公民利用第三共和国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而赋予他们的选举权以及不断壮大的工人运动，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限制、禁止乃至驱逐外国工人，保护本国公民的工作权利。
    面对民众的压力，第三共和国开始驱逐外国工人，严格控制法国边境，并颁布一系列严格监督、管理甚至歧视外国移民的法律。譬如，“1888年10月2日条例”在法国历史上破天荒地要求外国人向当地市政府递交住址等信息；1893年8月9日出台法律，完善了外国人登记制度，要求外国人必须在抵达法国48小时内完成登记手续。与此同时，第三共和国对法国公民身份的界定也日趋严格，1889年国籍法对成为法国人的资格进行了明确限定，(76)并且还歧视性地规定，归化的法国人十年之内不得当选国家议员。对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而言，对法国公民身份的认定和对外国移民的排挤并行不悖。
    努瓦利耶得出结论，认为当代法国管理移民问题的基本原则主要承袭了第三共和国在19世纪颁布的这些法律，而未有过实质性的断裂。他进一步指出，第三共和国的移民法律以及管理犹太人时留下的档案为维希政权的反犹政策提供了不少便利。(77)同样，希特勒消灭犹太人、墨索里尼镇压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许多政策法规也不是出自他们的创造。(78)有鉴于此，努瓦利耶认为，法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共和主义整合模式。因为各个时期的法国政府通常都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选举政治的实际需要，对外国移民的管理作出或松或紧的调整。努瓦利耶的结论并非无的放矢。他列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1884年、1929年和19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法国都出现过民族主义高涨而排挤移民的浪潮。(79)民族主义的起伏、移民政策的松紧和法国经济的走势间存在惊人耦合。努瓦利耶的结论或许会让一些法国共和主义者感到不快，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法国移民史的解读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接受。
    努瓦利耶在研究法国移民史的实际过程中，借鉴了不少社会学的工具、概念和问题意识，将之用于指导具体的历史研究，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学方法论--“社会历史学”。“社会历史学”的精髓在于综合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长处。努瓦利耶这样定义其“社会历史学”：“通过援引历史学家对经验工作的定义，依赖档案研究，致力于理解而不是评判人类活动，社会历史学限定了自身的活动领域。与此同时，它又从社会学家那里借鉴了他们确定的目标，即研究权力关系以及把个人维系在一起的远距离关系。”(80)为了强调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对于革新社会史的意义，努瓦利耶抛弃了曾经使用过的“社会史”概念，将其研究命名为“社会历史学”。(81)另外，率先把社会学理论运用到文化史研究，并将之命名为“社会文化史”的夏蒂埃，也对努瓦利耶提出“社会历史学”概念有重要影响。(82)
    夏蒂埃的“社会文化史”和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表明，当代法国史学的革新仍然与经典社会史一样，有赖于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只不过，新时代的法国史学不再推崇科学化、计量化和系列化的研究，而更加注重社会行动者在既定历史场域中的活动。在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对历史学方法论的反思中，埃利亚斯、布尔迪厄代表的社会学理论举足轻重。
    四、实践的社会历史学
    纵观努瓦利耶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着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及其历史的研究。与米歇尔·维诺克、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等人的著作(83)相比，努瓦利耶的知识分子史独具特色。努瓦利耶没有拘泥于梳理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政治立场、人际交往及其社会影响，而是侧重于总结、归纳和批判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各种模式，(84)试图为当代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历史学家介入社会提供新的模式。
    对努瓦利耶而言，知识分子不包括记者和政治家，特指“大学人士”(universitaires)。他们在大学和学术机构里进行专业研究的同时，又心系社会，热忱参与公共事务，希望帮助消除世界上的饥饿、贫困和不平等。很明显，知识分子兼具学者和公民双重身份。然而，在学者和公民这一双重身份之间，并非没有张力。知识分子概念本身的出现，即充分说明了它的模棱两可性。它以否定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反德雷福斯派笔下，后者用来批判德雷福斯派的学者，批评他们背离学术独立的原则，介入了本不属于他们的政治领域。(85)
    鉴于学者和公民之间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张力，知识分子在介入社会时，总会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自我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