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社会史的顽疾在于忽视对主体性、个体性、特殊性的认知和研究，这是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对经典社会史作出的相同诊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研究旨趣与英国的新社会史(E.P.汤普森为代表)、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德国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以及阿居隆、科尔班等人的微观研究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在注重考察社会行动者在微观层面的行动与互动的同时，并不主张抛弃经典社会史所推崇的宏观分析。
    然而，如何才能够实现经典社会史的结构分析和微观史学的人际交往分析之间的有机融合，并灵活地将之运用到经验的历史研究之中呢?长期为结构主义和年鉴学派所忽视的社会学传统，尤其是埃利亚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是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共同借鉴的理论资源。
    20世纪80年代，埃利亚斯的著作在法国广泛传播，(56)布尔迪厄在法国知识界声誉日隆。(57)因此，任何试图克服法国社会科学界当中存在的一种对立--即推崇结构、等级、立场和客观关系的宏观研究方法与注重社会主体、个人以及人际关系的微观分析方法之间的对立--的学者都不能无视其学说。(58)在埃利亚斯和布尔迪厄的眼里，处在某个独特“场域”(champs)或“社会配置”(configuration social)里的个人，虽然不能摆脱来自国家或外部世界的统治、法律、文化以及市场的影响，但绝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接受它们，而是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使它们服务于自身的立场、利益与情感，进而不知不觉地将之“内化”(intériorisation)。(59)所以，他们在批判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时共同使用的概念--“惯习”(habitus)或“社会惯习”(habitus social)，有助于消解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社会-个人、结构-意图以及宏观-微观等二元建构体系的对立。(60)在相当程度上，夏蒂埃和努瓦利耶各自作出的方法论思考皆建立在对埃利亚斯、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的学习、吸收和改造之上。
    夏蒂埃和布尔迪厄过从甚密，双方的对话与交流对彼此的学术生涯皆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人在“法国文化电台”的深入访谈--《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即是其思想火花碰撞后的产物。(61)埃利亚斯最初是被作为心态史、表征史或文化史的同盟者，而不是作为韦伯社会学的传人介绍到法国的。(62)所以，乔治·杜比、孚雷尤其是夏蒂埃等历史学家最先成为埃利亚斯在法国的热心传播者并非偶然。夏蒂埃本人不仅发表多篇论文，专门介绍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63)还为《宫廷社会》、《个人社会》、《介入与距离：论认知社会学》以及《运动和文明：被约束的暴力》等法文版译作撰写序言。(64)
    埃利亚斯、布尔迪厄对夏蒂埃历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可以在后者对“文化”的独特定义上得到体现：“文化并不凌驾于社会经济关系之上，也不可与之等量齐观。它也不是一种可以摆脱各种表征--个人会利用这些表征建构自身存在的意义，而此种意义通常寄寓在各种词汇、姿势和仪式里--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应当把规范社会运行的机制、支配个人关系的结构理解为各种对立世界观之间不稳定且互有冲突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把组织经济活动、维系个人关系的各种实践归结为物质性的目标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一切实践皆是‘文化的’，因为它们把人们赋予其世界以意义的多元方式都变成了行为。所以，任何历史，无论它自称经济史、社会史或宗教史，都要求人们对一些表征体系及其产生的行为作出研究。由此看来，任何历史皆是文化史。”(65)
    从夏蒂埃对“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他摒弃了经典社会史对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机械划分，认为文化涵盖了其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所涉及的全部世界(物质、表征与内心)。在这个意义上，诚如他所言，“任何历史皆是文化史”。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由于夏蒂埃的文化史研究能够揭示隐藏在各种文化表征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归入社会史研究的范畴。正因此，夏蒂埃拒绝将其研究称为“文化史”或“思想史”，而更愿意将之叫作“社会文化史”(histoire socio-culturelle)。(66)
    布尔迪厄和埃利亚斯之于努瓦利耶的影响绝不亚于夏蒂埃。在其自传《思考既要继承，也要批判：一位历史学家的历程》里，努瓦利耶列举了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如布尔迪厄、埃利亚斯、伍尔夫、理查·罗蒂、米歇尔·福柯、马克斯·韦伯、弗朗索瓦·西米昂、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罗杰·夏蒂埃等人。相对而言，努瓦利耶对前二者的偏爱更多一些，有关布尔迪厄章节的副标题是“向布尔迪厄致敬”，他论述埃利亚斯的口吻更是特别，字里行间洋溢着钦佩之情，鲜有批评的字眼。努瓦利耶之所以在自传里对二人“礼遇有加”，主要是因为在其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中，他们占据了无可替代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初，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思考，使努瓦利耶确立了新的人生方向，决定投身学术研究，因为前者使之相信科学研究也能推动社会的解放，“为了帮助弱者，只需发现和诉说真理即可”。(67)如果说布尔迪厄是努瓦利耶学术人生的指路明灯，那么埃利亚斯则为其研究法国民族史和移民史提供了“一个工具箱”，(68)埃氏的“民族惯习”(l’habitus national)概念对他研究“民族认同问题”极具启发意义。(69)
    布尔迪厄、埃利亚斯对努瓦利耶的深刻影响远不止于此。他们让努瓦利耶重拾涂尔干、韦伯、莫斯等社会学家思考的经典命题，即：“双元革命(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如何让欧洲从传统的共同体变成了现代的社会?”(70)埃利亚斯对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涂尔干、韦伯等人思考较少的民族国家概念置于其理论思考的重心，借鉴并创造性拓展了韦伯的“惯习”概念，将“国家的社会发生学”(une sociogenèse de l’Etat)和“个人的心理发生学”(une psychogenèse de l’individu)有机结合起来，(71)对民族国家的诞生及其对西欧国家的影响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比较研究。(72)然而，埃利亚斯对民族国家的研究仅限于其诞生阶段，即限于18世纪末以前西欧历史的考察，而很少论及它在19世纪以来在西欧的发展及其影响。依笔者管见，这正是努瓦利耶研究的着力点和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