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海洋失事处分则例
    除了短时期的征战之外，水师官兵巡洋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缉拿海盗，行使司法管辖权。为了有效维护中国内洋与外洋的航行安全，督促水师官兵尽职尽责，清廷制订了严密的海洋失事处分条例。(65)
    顺治时期，关于缉拿海盗的条例较为粗疏，只是规定：沿海督、抚、提、镇严饬官弁及内地所属地方官立法擒拿海盗，务期净尽。如果无海盗，令该管官按季具结，申报督、抚、提、镇，报部。倘具结之后，此等海盗经别汛拿获，供出从前潜匿所在，将供出之该官汛口地方官降二级调用。(66)
    康熙时期，缉拿海盗的司法条例日趋严密。例如，1707年规定：江、浙、闽、广海洋行船被劫，无论内外洋，将分巡、委巡、兼辖官各降一级，留任；总巡、统辖官各罚俸一年，限一年缉拿盗犯。不获，将分巡、委巡、兼辖官各降一级调用，总巡、统辖官各降一级，罚俸一年。如被盗地方有专巡官，照分循官例，议处。其巡哨期内，本汛并无失事，而能另外拿获一艘海盗船者，将专巡、分巡、委巡、兼辖各官各记录一次；拿获二只海盗船者，将专巡、分巡、委巡、兼辖各官各记录二次，总巡、统辖各官纪录一次；拿获多只盗船者，按数递加奖励。
    雍正、乾隆时期，对于海洋失事条例又进行了新的厘定，主要是分别内洋与外洋不同情况，确定了问责的对象。1729年，议准：海盗从外洋行劫，咎在出洋巡哨之官，将守口官免议。至于海盗在外洋行劫之后，散伙登岸，混入海口，守口官弁失于觉察者，罚俸一年。如果海盗由海口夺船出洋行劫，将失察之守口官弁，降一级留任，限期一年缉拿盗犯，全获者，开复；限满，不获，照所降之级调用。若本案盗犯被其他海汛侦破，以三年为期，有能拿获另案盗犯者，或本汛并无失事者，该督抚具题，准其开复。(67)1736年，进一步规定：“内洋失事，文武并参；外洋失事，专责官兵，文职免其参处。其内洋失事，文职官员处分照内地无墩防处所武职处分之例，初参，停其升转；二参，罚俸一年；三参，罚俸二年；四参，降一级留任。”(68)
    (七)惩处外洋失事水师官弁若干事例
    内洋失事，惩罚疏防事例很多，由于文章篇幅限制，在此不加赘述。但为了说明清廷对于外洋的管辖权，这里有必要介绍几个事例。
    1727年7月2日，澄海县商人张合利带领舵水手，驾驶商船前往南澳贸易，于7日中午行至七星礁外洋，遇到海盗袭击，船中银钱货物被洗劫一空。事发之后，诏安知县得知消息，迅速派人侦缉，很快破获案件，除盗首林阿士逃逸外，其余7名盗伙全部被捉拿归案。是案疏防期限为4个月，并未到期。经过层层报告，最后由两广总督郝玉麟题参，“外洋失事文职职名例应免开，所有分巡七星礁外洋水汛疏防武职系南澳镇标左营游击邱有章，总巡系署理金门镇总兵官印务延平协副将李之栋。”(69)
    1820年9月1日，海丰县商人梁宏璜在阳江外洋南澎下大角被劫，商船被撞沉，水手4人被淹死。两广总督阮元闻讯，当即严令巡洋舟师赶紧查拿，很快将盗犯陈亚堂等缉拿到案，依法予以严惩。(70)
    1824年7月24日，镇海县商人张翘的货船在定海县双屿港外洋被数艘海盗船抢劫。浙江省疏防例限6个月，限满，赃盗无获。按照规定，定海镇开具武职疏防人员名单：专巡系定海中营把总徐元龙、协汛系定海中营外委高奇彬、兼辖分巡系前署定海中营守备左营千总余云龙、统辖总巡系定海镇总兵龚镇海。全部按照规定予以处分。(71)
    1839年8月13日至31日，在短短19天时间内，连续有4艘商船分别在荣成县苏山岛、鸡鸣岛、蓬莱县北隍城岛、大竹山岛被劫，由于这些岛屿均被划分为外洋，按照海洋失事条例规定，荣成、蓬莱二县文职免参。苏山岛系登州水师前营东汛，千总杨成功兼任专巡和分巡；鸡鸣岛、大竹山岛系水师前营北汛，把总李思志为专巡，守备车万清为分巡；北隍城岛系水师前营把总赵得福为专巡，守备车万清为分巡；前营游击、成山汛守备周耀廷为总巡。按照商船连续被劫疏防事例，全部摘去总巡、分巡、专巡官周耀廷、赵得福、车万清、杨成功、李思志的顶戴，勒令他们在3个月内缉拿盗犯。(72)
    上述这些惩罚水师官弁的外洋失事案例，足以说明清廷对于外洋的管辖是有效的，外洋如同内洋、内地一样，属于清廷的有效的行政、军事管辖范围。
    总而言之，从上述内容来看，清廷对于内洋、外洋实行了有效的管辖权。无论是对于进入中国所辖内洋外洋的外国兵船进行监督、查验和驱赶，还是对于外国商船货物的检查、保护和救护，无不体现了清廷对于内洋、外洋的完全管辖权，无不体现了官兵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和能力。无论是在内洋对于中国商船、渔船、海岛货物、人员的查验、保护、救援，还是在外洋梭巡，缉拿海盗，无不体现了中国文臣武将对于内洋和外洋商业、渔业秩序的管理职能和行政、司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