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7月，英国6艘战船在澳门附近之鸡颈地方集结，“诡言将往日本贸易”。印光任接到报告，一面调集巡洋舟师，“分布防范”，一面派人劝其从中国所辖内外洋面撤退。是年9月14日，英国战舰扬帆起航，准备夺取即将到达的法国商船。法国商人告急，印光任接到报告，当即与香山协副将林嵩一起调动水师战舰，一字横截海面，“且遣澳门夷目宣谕威德”。傍晚西南风起，法国三只船只迅速驶入澳门，“红夷计沮，乃逡巡罢去”。(82)
    从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来看，无论是采取果断措施反对英国兵船进入中国内外洋追捕西班牙船只，还是坚决用水师战船驱逐英国、西班牙兵船，借以防范在中国所辖洋面可能发生的海战，清朝官员的主张及其采取的措施与西方国家相关的规定都是不约而同的。
    其三，任何外国商船不得在中国内外洋进行走私贸易。按照国际惯例，任何一国的商船进入其他国家的领海以后，即不准擅自开仓卸货；如果要卸货，必须向该国海关缴纳进口货税之后，方可进行，否则一概被视为走私活动。英国、美国对于进入其领海的各国商船是这样管辖的：“英国海旁有大湾数处，名为王房，亦属本国专主，船只既入此处，即不许敌船追捕，且不许商船于三十五里内开仓卸货，如欲卸货，必纳进口税。美国之例亦同。二国法院皆以此例与公法甚吻合也。”(83)
    清朝前期中国对于进入内洋和外洋的商船亦是这样处理的。1835年5月6日，一艘西洋商船擅自驶入不该驶入的福建所辖内洋，福州将军乐善立即调动水师官兵查办、驱逐。据奏报：“本年四月初九日，闽省洋面有夷船一只，径由五虎门之偏东乘潮驶入熨斗内洋停泊。当经该将军等调派文武员弁驰往驱逐，稽查弹压。该夷船乘兵船未集之时，于初九日夜用小船剥载夷人十四名欲图阑入内港。经调集会堵之镇将等写帖晓谕，饬令回棹，藐抗不遵，当即施放枪炮拦阻。该夷船始知畏惧，窜入小港，经该把总林朝江等驾船赶及，宣示国威，随将该夷船牵引出港。”(84)1837年，又有外国走私船借口风向不利，偏离传统航路，停泊于惠来县属内洋。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这艘商船长时间在海门营所辖汛地停泊，不无走私鸦片嫌疑，该营官兵未能及时盘查、驱逐，自然属于严重失职。为此，奏请追究失职者的责任。(85)
    从以上这些事例来看，无论是对无害通过原则的认同，还是关于兵船的严格防范，抑或是关于商船停泊地点的限制性规定，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外洋与领海的管辖观念都是十分相近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外洋与领海本质上的相近。“新海权时代产生于西欧的原因，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胜利有连带关系的。”(86)中国的“外洋”与西方的“领海”观念为何如此相近，却是一个待解之谜。
    最后需要附带指出的是，《清史稿》的一段话很容易被误读。“蒲安臣等至美递国书，并增定条约，其要目有八：一，美国与他国失和，不得在中国洋面夺货劫人……其时，曾国藩鉴于道咸条约失利，特建议遣使往订此约，于领海申明公法，于租界争管理权，于出洋华工谋保护，且预防干涉内治。”(87)这一段话可能被误读为中国领海观念始于同治时期。查阅中美《续增条约》，第一条规定是：“大清国大皇帝按约准各国商民在指定通商口岸及水陆洋面贸易行走之处，推原条约内该款之意，并无将管辖地方水面之权一并议给。嗣后如别国与美国或有失和，或至争战，该国官兵不得在中国辖境洋面即准外国人居住行走之处与美国人争战、夺货、劫人；美国或与别国失和，亦不在中国境内洋面及准外国人居住行走之处有争夺之事。有别国在中国辖境先与美国擅起争端，不得因此条款禁美国自行保护。”(88)从这一条款的行文来看，所谓“中国辖境洋面”和“中国境内洋面”，无论是其表达的方式还是强调的内容，都是清朝人的传统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基本符合国际法关于领海的界定的。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的“外洋”划分以及巡洋制度，除了在划分的方法上有所不同之外，与西方的领海观念在本质上十分接近，难怪《清史稿》的作者认定这一条款符合国际“公法”关于领海的界定。在此必须强调，不可将上述资料误读为中国争取“领海”的开端。
    事实上，汉语的“领海”一词真正开始频繁使用是在光绪末年。是时，各项新政逐渐展开，爱国人士开始关注日本人对于渤海捕鱼权的侵夺。辽宁盖平沿海每年夏季鱼汛旺盛，分别出现黄花渔汛、鲅鱼汛、快鱼汛，每逢这个季节，山东烟台、威海渔民纷纷驾船前往。1906年，盖平设立渔业公司，配置兵轮加以保护，并适当征收保护费用，“渔户皆乐输将”。日本人看得眼红，也设立公司，派遣兵轮，在鲅鱼圈西河套一带到处张贴告示，引诱中国渔民悬挂日本国旗，“按船纳捐”。1907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以鲅鱼圈等处属于中国领海，向日本领事馆发出抗议照会，强烈谴责“日人恃强越境，征收渔捐，实属背约妄行”。要求“该日人等一律退出我国领海，并将所收船费如数偿还”。(89)正是在这一交涉案件中，中日双方都援引国际法关于领海的概念进行了激烈辩驳。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在中国儒学中是一套人们借以思维的概念系统。这个体系中的“名”一旦乱了，或者被外来的“名”覆盖了，替代了，则传统价值体系就乱了，其理论势必被别人牵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