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谴责多尔等人是在发动“革命”，而激进派也坦然承认自己确实是在“革命”，不过，不是对手所说的充满暴力的革命，而是一场“和平革命”。早在1841年2月，激进派活跃分子、《新时代及宪法导报》的编辑查尔斯·康登(Charles Tabor Congdon)就毫不掩饰对“和平革命”的赞美和期待。他说：“革命能够和平地、安静地、有秩序地在一个州实现。我们虔诚地希望能发生一场革命。除了革命之外，在公共事务中再也没有任何伟大的事业了。”(61)1842年3月，激进派的九位律师联合发布了一份小册子，系统地阐释了激进派的主张，其中，他们特别强调，美国宪政让“革命”成为了一个和平的概念，并直接引用了威尔逊的定义(62)。
    在激进派看来，自己的行为正是在实现“和平革命”，正是在“和平地”行使变更政府的权利。因为自己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了最大的耐心，不断向议会请愿，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变革。“人民制宪会议”的召开、《人民宪法》的制定和批准、“人民政府”的官员选举以及议会和行政各个机构的权力行使都是公开的、和平的。要不是特许状政府顽固不化，并企图联合联邦军队来镇压“人民政府”的话，最后的武力行动根本不会发生(63)。
    然而，反对派认为，激进派谈的只是“和平”的表象。在美国民主制已经建立的情况下，真正的“和平革命”可以依托，也只有依托制度和法律才能得以实现。能够“驯服”革命，“替代”革命，最终“终结”革命，这正是民主制的优越性所在。激进派辩解说，罗得岛特许状政府长期以来对“人民”改革的要求充耳不闻，他们无法依托制度和法律，只能自己行动。然而，事实上，几乎与《人民宪法》同时，特许状政府也组织了制宪会议，起草了《自由持有民宪法》，在选举权和议会席位分配上都做出了实质性让步(64)。可以说，民主制自我改善的内部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但是，《自由持有民宪法》却被激进派拒绝了。反对派抓住这一点指出，多尔等人是主动选择了暴力，是早有预谋的；并用最强烈的语言谴责他们是蛊惑人心的政客，是谎话连篇的骗子，是“宁愿革命，不要改革的人”(65)，他们口中的“和平革命”只是用来掩盖其野心和阴谋的华丽辞藻。
    五 结语
    罗得岛的立宪运动从一场普通的政治改革发展为一场武装反叛，主要体现了以多尔为首的激进派的政治抱负。他们不仅希望实现政治格局的变革，更希望确认以一种“法外”的和暴力的方式变更政府的正当性。正因为如此，改革派元老塞缪尔·阿特维尔、威廉·斯波瑞格(William Sprague)等人与多尔划清了界限，约翰·皮特曼、弗朗西斯·维兰德等本来支持政治改革的人站到了多尔的对立面，在酝酿武力夺权的关键时刻，皮尔斯(Dottee J.Pearce)、史密斯(William Smith)和伯格斯(Walter Burges)等“人民政府”的高官也纷纷与多尔分道扬镳。为了实现目标，多尔等人必须充分调动思想资源，用一种合适的语言逻辑来把他们的政治需求塑造成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说辞，而革命时期以“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直接控制政府为特征的，为“人民”暴力推翻政府做辩护的激进的“革命话语”，无疑正是他们需要的。通过“革命话语”而表达出的政治需求，最有可能引起对革命有着共同记忆的美国民众的共鸣。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革命话语”的能量，他们把与反对派的争论比做美国革命时期“革命者”与“托利党人”的对立，把《人民宪法》称为“第二次独立宣言”，并一再提醒民众要继承“革命的遗产”和“1776年的精神”(66)。
    当然，他们在使用“革命话语”这个工具时是讲究策略的。他们只选择性地使用一些对自己最有利的话语，对那些于己不利的，他们或是断章取义，或者故意曲解。如多尔等人常常引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的一句话：“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67)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两句他们却从来不提：“可是，宪法在经全体人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与权利，这一观念的前提是每个人有责任服从所建立的政府。”(68)这个本应用来支持反对派观点的《告别演说》，经过多尔等人“别有用心”的裁剪后却成为了激进派的论据。同样，他们在引用州宪法条文作为论据时，无一例外地只强调《权利法案》中对“人民”变更政府权力的抽象表述，而故意忽略宪法正文中对于“人民”含义以及“人民”行使权利的方式的大量限定性条款。于是，所有的州宪法也都成了激进派的证据。
    那么，“罗得岛问题”的结局如何呢？就政治改革而言，多尔等人虽然失去了政权，但实现了改革。“平定”了“多尔反叛”之后，罗得岛特许状政府再次组织召开制宪会议。11月，新宪法得到人民压倒性多数的同意而生效。与之前的《自由持有民宪法》相比，新宪法规定，所有成年男子，只要交纳1美元的人头税，就拥有选举权。议会下院的全部72个席位完全根据各镇人口按比例分配(69)。可以说，多尔等人的政治目标几乎全部实现了。就连他们自己也由衷地支持这个由对手制定的宪法：“在我们看来，议会最近的法律包含了我们的本质观点，我们衷心地把这些条款推荐给我们所有的朋友。”(70)
    然而，就思想辩论而言，多尔等人却输得一败涂地。他们希望《伯格报告》能促使国会确认自己的激进原则，但是，国会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了德克萨斯的问题上。到1845年年初，“罗德岛问题”在国会已经成了一个死问题(71)。他们寄希望于司法的胜利，但是多尔被罗得岛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联邦最高法院也以“案件是政治争端，不属于司法管辖的范畴”为由，在“路德诉博登案”中保持缄默，实际上等于默认了下级法院对激进派不利的判决(72)。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多尔赢得了改革，却输掉了革命思想”(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