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M.Martini,Novus Atlas Sinensis,Trento:Universita deli studi di Trento,2002,p.100，转引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
    (61)容闳：《西学东渐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2册，第81页。
    (62)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191页。
    (63)阿道夫·克莱尔：《时光追忆--9世纪一个瑞士商人眼中的江南旧影》，陈壮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64)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十八省府》，沈弘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6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第210页。
    (66)上海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5页。
    (67)李伯重曾以解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一史学界的普遍认知为切入点，探析了传统经济史研究中普遍采用的“选精法”和“集粹法”及其问题，认为正是这两种错误的方法论，建构了“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一“虚像”。(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氏的这一研究对笔者有重要的启发，不过本文无意讨论这两种方法错误与否，而是希望通过具体分析，更全面地阐释使用这两种方法导致得出片面的历史图景甚或“虚像”的缘由以及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68)钱维乔：《竹初文钞》卷1《鄞县重建三喉修浚城河记》，嘉庆年间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22页a。
    (69)鄂尔泰：《敷奏江南水利疏》，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111《工政十七·江苏水利上》，第2680页。
    (70)《上海饮水秽害亟宜清洁论》，《申报》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第1页。
    (71)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页。
    (72)王鸿飞：《双浜小志·市镇》，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第754页。
    (73)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64-98页。
    (74)《上海城内地方宜加整顿说》，《申报》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第1页。
    (75)《上海城内宜设水船以便民用论》，《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第1页。
    (76)黄凯钧：《遣睡杂言》卷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73-574页。
    (77)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第12a-12b页。
    (78)笔者曾藉该史料认为当时苏州水质状况渐趋恶化，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175、205-206页。对此，梁志平提出了批评，认为潘氏劝人使用井水，是出于风水和五行理论方面的考虑，而非针对河水水质状况而言的。(《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89-90页)这一批评无疑具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在解读史料时，必须考虑作者论述时的语境和立场。不过潘氏既然在文中明确提到了“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要说他完全不是针对河水水质而言的，似乎也有问题。而且梁氏的这一质疑，似乎忽视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即传统上一般认为河水水质要好于井水。试想，如果当时苏州没有城河水质不良的问题，潘氏何以会提出饮用河水致疾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当时河水的不洁已经给潘氏留下了印象。至于说潘氏劝人使用井水，多基于风水和五行理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潘氏并没有现代的卫生认知，他以熟悉的风水和五行理论为自己的主张张目，实在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