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郡城形势，西南高而东北庳，东北通海潮，故无水门，赖三喉泄之，庶全城之气不至壅遏。且城河久淤，虽如刀之舟不得行，居民多占盖棚屋，倾弃秽浊，以农贾纷集之渠下，类断港绝潢，淀垽日积，无所流恶。(68)
    若城河能够及时疏浚，则水“甘而洁”，就像前面谈到明末松江府城的情况一样。当时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各地城河的浚治，能否及时疏浚，要看各地方官和社会力量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过，城河的疏浚确实已被官府纳入施政范畴，如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讨论江南水利的奏疏中就专门谈到了如何处理疏浚城河的问题：
    其挑浚城河及镇市之河者，则通计河身丈尺，俾濒河两岸居民，每户照其基址，各浚其半，其在港内不临河者，量为协助，深浅宽窄，各有定程，鳏寡孤独，悉予优免。至其间隙之地，并无民居，以及未挑之前，先须筑坝戽水，及挑之日，或须拆屋砌岸者。此等工费，公同确估，劝令绅衿富户，典贾鹾商，量力捐输，毋许勒派。(69)实际上，从地方志的水利志中很容易看到，各地城河的疏浚虽无确定的规律性，但都多有记录。这说明，水质污染并非经常如此，至少在得到疏浚的一段时间内，就会好转。
    此外，还应注意相关表述的具体所指，在城市中一条河流淤塞秽浊，并不表示所有的河流都淤塞秽浊。比如上海，虽然前面的文献均指出河道污秽不堪，但显然不是所有河道水质都如此，《申报》上的一则议论称：
    上海之水，类皆污秽，惟近浦以及北市租界能通大潮之处稍可。虽来汛泥浑，然皆江水，以礬搅之，可顿使澄清，盖黄浦之吴淞口受潮，海水与洋子江水同时泛涨，江水先冲，是以尚无海水咸味。职是故耳，浦中作践弃掷秽物固多，幸汐汛呼吸，能不致于积聚，民间取饮，虽其流过浊，不及山水之清洁，而入口之余，尚无秽气，则亦可将就矣。(70)
    而一些小的河浜，特别是死水沟，可能就会像董竹君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是一条黑得如墨汁、稠得如柏油、看不见流动的污水浜。浜里有死猫、死狗、死老鼠、垃圾，也有用草席、麻袋装盖的婴儿尸体”。(71)又如在常熟双浜镇，到民国年间，该镇的河水除了臭河外还都是清洁的。
    幸河流清洁，沟渠通畅。市河绕东西街后，臭河绕西北街侧，周春浜绕东北街傍。沟渠泄水，尚无壅阻，四巷门外，均有大水站供公共饮料洗濯之用。潮洪活动，浜流澄澈。除臭河不可饮外，余水皆清。(72)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关注相关史料出现的时空分布。梳理这一分布对呈现历史图景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城市河道秽浊的记录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数量庞大的有关河道特别是城市河道疏浚的文献中。论及城河秽浊的记录，至迟在宋代即已出现，但一者数量甚少，二者表述也比较间接。到清前期，相关的记录有所增加，表述也相对明确，但基本集中在大城市；18世纪，一些中等城市如宁波、扬州也出现这类记载；19世纪以后，不仅大中城市，就是一些城镇的浚河文献中也出现了河水秽浊的信息。城镇的浚河文献出现水质污浊的记录，确实是一个新的现象，像前揭永嘉县的同治年间的记录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而早前与永嘉毗邻的平阳县的浚河文献，则完全没有相关的内容。这说明清代，特别是19世纪以后，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水环境污染问题确实呈现日渐严重之势，而且涉及面也由大中城市扩展至城镇。
    由此可见，若我们将那些史料置于具体的时空来理解，就不难看到，清代城市和晚清市镇河道水质污染尽管已经普遍存在，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城市河道的水质污染是全面而一贯的，就某一具体城镇来说，可能就是局部的，有时间性的。
    与此同时，如果研究者只拘泥于史料中明确表达的信息，忽略其作为例证可能具有的典型意义，那将难以对历史现象得出相对完整全面的认识，只能呈现诸多相互割裂甚至矛盾的片段图景。梁志平在探讨近代以来太湖流域的水质时，按照地理区域和城市来论述，一方面认为上海县在开埠后，县城内外之河浜水就不堪饮用。1870年代后，城外重要河浜水质恶化，同时，杭州城市水质恶化问题由来已久，康熙年间就已存在，晚清更见严重；另一方面，又否认人口规模更大的苏州在19世纪中期以降，城市水质变坏，并认为苏州、松江等地，城市水质的受污染均是民国以后之事。(73)梁文的这些认识，都是根据其掌握的各地记载得出，单个来看都有依据，放在一起就会让人感到疑惑。按照常理，在地理条件、城市规模和城市污物处理等公卫措施基本相似的情况下，城市的水环境的总体状况也应该基本类似。就19世纪中期前后的情势而言，苏州、杭州、上海、松江等地的地理条件、污物处理等条件基本一致，上海开埠以后虽然情况比较特别，发展也较快，但开埠初期，与中国传统城市尚未见根本性的差别，而且从前面列举的资料来看，当时上海城内外的水质不良亦非上海独有，那么这些城市之间又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拘泥字面含义，要进一步挖掘出史料的典型意义。
    首先，不能因为康熙年间有关浚河的文献中谈到杭州城河无从宣泄秽浊，就认为只有杭州的城河水质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因为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大中城市中，像北京、成都、苏州、宁波等城市也都有类似情况，既然如此，杭州的情况应该不是个案，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