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晚清上海城河污浊的记载特别丰富，这些记录主要出现在第二和第三类资料中，特别是第二类资料尤其《申报》中，这无疑与来沪的外国人较多，上海又是《申报》等资料主要关注的对象有关。同时，也跟这些资料的性质和当时一些“先进”士人卫生观念的改变关系密切。实际上，就是《申报》上讨论上海城内河道时也认为城河污浊不独上海为然，“盖河道既隘，而诸家垢秽辄复倾弃其中，安得而不浊而且臭，此等情形他处城内莫不皆然，而上海则尤甚”。(74)也就是说，当时城市中淤塞的河道水质污浊，是常见的现象，只不过上海比较严重而已。另一篇讨论上海如何获得清洁饮用水的言论亦称：
    查凡省城都邑，无不商贾云集，居民辐辏，而城厢河道，必致污恶不堪……余前见苏城内河，均有储水之船，停泊埠上，凡茶铺、老虎灶及民间饮水，均向船内取给。盖船从城外大河运装清水入城，以便汲饮。(75)
    苏州也需要从城外河道运水，城内河水不洁。另外像松江，明末时的记载称其河水清洁，但出版于嘉庆二十年的文献中则称：
    松江府城素称泽国，东门地接黄浦，因潮水挟沙来疾去缓，积年累岁，近时城河都已淤塞，人家买水以给，居者患之，他方莫论矣。即苏杭城居，都承雨水藏备煮茗，名为天泉，无奈稍久辄生孑孓，俗名打拳虫，殊属可厌。(76)
    由此不难看出，像苏杭及松江这样的大中城市城内河水的污浊即便不如上海那样严重，恐怕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异。
    可见，我们在分析利用相关史料时，既要充分注意史料的时空范围，绝不能忽视或人为抽去其时空意义，同时也不能拘泥于史料的具体的时空范围，放弃对其典型意义的挖掘。
    第二，解读史料时应对其性质、立场和具体语境有清醒的认识，惟其如此，才可能从相关记载中获取相对“真实”的历史信息。具体来说，第一类资料，是相对较集中反映水质问题的有关疏浚城河的文献，主要是希望借此表明疏浚河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或者藉表明河道经过疏浚后的新气象以彰显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境下，对浚河之前的水质污染问题有所凸显甚至夸大，应是不难想见的。另外，对其他一些零散的资料，我们需要了解作者是在怎样的语境中来论及水质问题的。比如，前述苏州的潘曾沂曾在劝导人们开井、利用井水预防疾病的文章中认为，时人不注意利用相对干净的井水，“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正是导致“多疾”的缘由。(77)潘氏在这里称河流污秽，显然是为了证明其倡导利用井水的合理性。若就此而认为当时苏州的河流都已污秽，固然有些断章取义，但若因为潘氏在文中没有直接论述河水不洁而导致疾病，而否认这一表达的意义，恐怕也不无以今解古之嫌。(78)
    而对诸如《申报》之类的近代报刊，必须特别注意其史料的性质和立场。其最初由西人创办，其后也大多与西人有关，至少在晚清，这些报刊大抵有一种趋新崇洋的思想倾向。作者或为“先进”的士人，或直接就是“洋人”，对中国的现状多持批评的立场。因此，对中国之问题往往可能极力渲染和放大。而且那些论述也跟第一类资料一样，存在语境的问题，相关记载多出现在有关讨论疏浚城市河道和劝用自来水的文章中，这类论说对水质污染问题有所放大，十分自然。不仅如此，人们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和感受，也跟时代和个人的观念密切相关，虽然不洁易致疾病的认识早已存在，但在近代之前，清洁问题在中国人的防疫和卫生观念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卫生观念和机制的引入和实践，清洁问题不仅日渐受到关注，而且还被视为关涉民族兴亡的“国之大政”。(79)对其关注自然会伴随着对水质是否清洁的关注，这些报刊的作者，往往是深受西方卫生观念影响之人，所以会对水污染问题十分敏感。早期《申报》出现了大量有关城市河水秽恶的议论和报道，并不能就此认为当时上海的城市水环境急剧恶化，而只能是说明刚刚引入的卫生观念让一部分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实际上，《申报》后来的相关议论反而不若最初几年多，(80)显然不应是上海的水环境问题得到了改善，而应是这类刺激的减弱和关注点转移所致。
    外文的报刊以及外国人的游记等文献资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我们看到的那些专业报告和外国人游记或有关中国的论著，都是较为严肃认真的著述，他们记录下来的观感和图景，无疑都有“真实”的一面。不过，由于不同作者的秉性、立场和对中国的情感，其对中国关注点无疑也各不相同：那些崇敬中国或对中国抱有情感的人士，往往会努力去发现中国美好的一面；那些文明或种族优越感强烈、鄙视中国者，则无疑会放大中国的黑暗面。在阅读相关文献时，笔者注意到，尽管总体上西方人的游记数量更多，但对中国水环境问题记录较多的，却是晚清来华的日本人。这其中，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下面这段日本游历者的对话，比较明显地反映了情感和立场对观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