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长江、黄河，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河流，无论东西南北，河水也颇为浑浊。比如长江流域，无论是中上游的锦江、赣江，还是下游的黄浦江，都是如此。关于锦江，20世纪初期访蜀的山川早水在其游记中写道：
    锦江原为洗锦之水，故以锦命名。这条江现在还在，虽然江水浑浊，但古时可能是很清澈的。如果自古以来就是浑浊的，岂能洗锦。(16)
    中野孤山亦称：“蜀都八十万人口，每天饮用的都是浑浊的锦江水。”(17)德富苏峰谈到赣江，“江西省的大动脉，船运业很发达。赣水也是浊流滚滚，只不过没有长江水那么混。”(18)19世纪中期来到上海的几位日本人在游记中均提到黄浦江“江水混浊”。(19)又如黄河流域的灞河，乾隆二十七年(1762)典试四川的积善在日记中写道：“灞水分流为四支，浊浪如黄河。”(20)再如海河流域的白河，斯当东在日记中称“河水混浊几乎无法饮用”。(21)一个多世纪后，一位法国人写道：“我们现在在大河上继续前进，黄泥翻滚的河水恶臭熏天，河面上漂着各式各样的垃圾、肚皮胀水的骨架、人和牲畜的尸骸。”(22)
    至少到晚清时，那些大江大河已颇为浑浊，而城市居民又以河水作为饮用水，这一点似乎让来华的外国人印象颇深。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国人也找到了澄清水源的办法--明矾。这一点在斯当东的日记中就已谈到，(23)另一部首刊于1911年描写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记载：
    城市中没有公共用水，在那些位于河边的城市中，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每天专门负责挑水的人把河水分送到家家户户，从桶内泼出的水整日把通往河边的石阶打得湿漉漉的。当挑来的河水过于浑浊不能饮用时，人们一般用装有明矾块并带有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搅拌几下，使水慢慢澄清。(24)
    当然，在北京等北方城市，居民更多使用的是井水。(25)这类使用河水的描述，从侧面说明了当时途经城市的河流水质的浑浊。
    其次，城内河道秽水横流，气味不佳。除了大江大河外，一般都还会有城内其他中小河流，南方的城市更是河网密布。在上面所说的几类文献中，时可看到一些水质污浊的记录。
    康熙年间，浙江巡抚曾大举疏浚淤塞多年的城市河道，当时的文献就对城内河道的污秽有所描述，“久之，故道尽失，塞为街衢，占为庐舍，断沟腐水，曾不容刀，浊垢烦蒸，无所宣泄……(昔)浊滓弗渫，疾病侵寻，今洁而甘”。(26)又如雍正年间担任成都知府的项诚，亦在浚河文献中载有类似的信息，“成都金水河一道，向日原通舟楫，日久渐至淤塞……旧河既塞，城中地泉咸苦，每至春夏，沉郁秽浊之气，不能畅达，易染疾病”。(27)细读这类文献，可以发现，和前面举出的宋代文献一样，其描述的侧重点在疏浚河道有利于宣泄城市的污秽，河道淤塞则污秽郁积，导致疾病，对城市河道水质秽恶的描述比较间接。再如嘉庆初年，江苏巡抚费淳在苏州的浚河记中称：“顾其地当都会……烟火稠密，秽滞陈因，支流易壅。”(28)乾隆晚期，宁波的浚河文献也有类似的记录：
    今其上流经河通塞不等，以致喉道日久淤废，水自西南两水门入者，仍由西南两水门而出，不特城内停蓄污垢，居民汲引，多生疫疠。(29)
    此外，一些比较直接描述城市河道水质秽浊的记载，如查慎行在诗歌中写道：“京师饮汲井，城淢但流恶。”(30)比较典型的是乾隆二年“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中反映出的信息，这块碑现在已经有些漫漶不清，不过主旨仍可辨识，碑中谈到，从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损，花园胜景遭到破坏，饮水更成问题。由于这种污水有害肠胃，市民深受其害。许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质而使茶无法饮啜。更有甚者，名山景观也随之黯然失色，昔日清流变成了“青红黑紫”、散发恶臭的污水沟。(31)乾隆末年出版的《扬州画舫录》中也载有直接描述扬州城河污浊的内容：
    城河即市河，南出龙头关，有坝蓄水，与官河隔，谓之针桥……龙头关河道，半为两岸匽潴。滮池所集，浑浊污秽，五色备具，居人恒苦之。(32)
    嘉道时期的包世臣则就南京的情况指出：
    夏秋潮通内河，而夹河多妓馆，净桶上泼，居民即于下流汲用，是城中居民，自少至老，肠胃皆渐渍污秽而成，志趣卑下，实有自来。(33)
    19世纪中期以降，此类记载大增，特别是在新出现的第二类资料和数量剧增的第三类资料中，相关论述相当丰富，而且也比较多地集中在上海等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有关上海的论述最丰，且水质问题相当严重。如王韬在19世纪中期的笔记中言：
    城中河渠甚狭，舟楫不通。秋潮盛至，水溢城闉，然浊不堪饮。随处狭沟积水，腥黑如墨。一至酷暑，秽恶上蒸，殊不可耐。(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