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参见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3-78页。
    (80)梁志平曾列举了《申报》中相关记载178条，其中属于清代的71条，而这之中有48条属于光绪七年之前，也就是《申报》创刊后的头十年中。(《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第312-317页)
    (81)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李炜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84页。
    (82)有关德贞的情况，参见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经济--德贞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李尚仁主编：《帝国与现代医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第223-270页。
    (83)William 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p.40.
    (84)J.G.K.,"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Canton," p.138.
    (85)《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天津市档案馆编著：《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88-1911年)》下册，吴弘明译，1993年内部印行本，第60页。
    (86)参见李尚仁：《腐物与肮脏感：十九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环境的体验》，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82页。
    (87)William 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p.36.
    (88)对于观感和实际情况存在的差异甚或矛盾的现象，梁志平在最新的研究中做了考察，他以上海为例，探讨了西人(实际应为外人，因为他引用的很多例子都是日本人的)对饮用水水质的认知和应对，认为他们的认知为：水体物理性表现为浑浊，生物特性表现为污秽，化学特性表现为洁净。并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生活习惯不同。(《西人对1842年至1870年上海地区饮用水水质的认知与应对》，《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这一观察非常有趣，不过若因为当时上海吴淞江等地水质好于泰晤士河，就认为其化学特性洁净，或许与不自觉地以西方为标准的意识有关，实际上当时的泰晤士河，恐怕是世界上最脏的河流。另外，仅仅将这种差异归结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解释力也似有不足。
    (89)道光《苏州府志》卷70《名宦二》，道光四年刊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33页b。
    (90)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91)虽然这往往会被当时的外国人视为中国环境状况不够卫生的重要依据，但上文谈到，他们对此是否真的影响居民健康，亦不敢肯定。有人甚至还提出了质疑，如英国人芮尼就曾于1861年针对天津城市污水沟散发臭气问题议论道：“这些城市的情况，无论我们觉得怎样恶劣和令人不安，总比我们要改变它还好。这我是确信无疑的。事实上，我们把那些所谓公共卫生措施--填堵沟渠和粪坑--引入中国，让有机物质埋在分解媒介下而产生影响人类健康的有毒气体，这我认为是错的。相反，中国现行的做法是，把有机分解物暴露在空气下。无论这和当前的卫生观念怎样不吻合，我个人认为是无害的。”(参见芮尼：《北京与北京人(1861)》，第243-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