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流经很多城市的大江大河多浑浊,但水质并不恶劣,饮用前经过适当的处理(比如明矾沉淀),不至于危害健康。 第二,由于城河多被赋予了排泄污物的功能,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淤塞造成部分水域污染的情况很早就已出现,而且随着清代中后期人口的大量增加而渐趋严重,并不断扩大范围,程度也有所加深。但这应该是局部和不时出现的问题,一旦城河得到疏浚,问题至少就会缓解。而且由于传统粪秽处置机制让粪便和垃圾中众多可以作为肥料的有机物不会轻易流入河流,使得这种污染不至于太过严重。另外,流经城市或城市周边的较大河流的水质应该仍然不错。 第三,由于排水设施不良,污水沟、污水潭和污水横流现象在清代的城市中应该时常可见,但也具有时间性和局部性。在观感上对城市的水环境具有较大影响,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损健康,仍有待评估。(91) 第四,虽然在个别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河渠也出现了一定的手工业或工业污染,但绝大多数城市水环境的恶化,还是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生活垃圾无法及时有效清除造成的,与后来由现代工业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着根本的不同。 ①侯仁之和蔡蕃就曾对北京的城市水源有专门的探讨,不过其关注的基本是水量问题。(参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9-204、272-304页;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问题》,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行龙在介绍其团队的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计划时,就将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当作基本的研究内容,不过就团队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表述来看,其所说的水资源主要侧重的仍是水量。(参见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又如,王利华曾有多篇论文论及中古时期华北的水环境和水资源,但也基本未涉及水质的问题。(参见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初步考察》,《南开学报》2007年第3期)再如,吴文涛在探讨永定河的筑堤对北京的水环境的影响时,论及的也都是水量的问题。(参见吴文涛:《清代永定河筑堤对北京水环境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②有关水利社会史的兴起,可参见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相关研究成果综述,可参见廖艳彬《20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③Jean-Pierre Goubert,The Conquest of Water:The Advent of Health in the Industrial A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其中文书评可参见张瑞:《水与健康的变奏曲--〈水的征服〉评介》,常建华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0-425页。其他相关研究可参见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3-204页。 ④这类的研究主要有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第203-252页;周春燕:《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5-258页;杜丽红:《科学与权力:近代北京饮水进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熊遠報:《清代民国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売買業と「水道路」》,《社会経済史学》第66卷第2号,2000年7月,第47-67頁;《十八-二十世紀における北京の生活給水と都市の外来労働者》,《年報都市史研究》(通号12),2004年10月,第33-44頁。另外程遂营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180页)一书中也对唐宋开封的用水和排水系统等有所论述。 ⑤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1分,1999年3月。 ⑥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⑦参见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5月,第61-118页。 ⑧牟振宇:《开埠初期上海租界的水环境治理》,《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 ⑨参见冯贤亮:《清代太湖流域的环境与卫生--以外国人的游程和感觉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⑩参见王星光、彭勇:《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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