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法典中这些严格的规范，对地方州县官吏而言，其实都有清楚的认识，都知道及时、认真勘验的重要性，是有益于人心、有裨于风俗的大事。齐学裘的一段评论，就十分具有代表性：“地方官词讼无日无之，最足见居官者之明暗，而亦戒饬、平反、革薄、从忠之一段大工夫也。慨自人心多变诈，明明被殴而伤，称杀伤；分明争财，妄云抢劫；又或牵引其父兄，连及其妇女，意谓未辨是非，且先使追呼，扰动耗财，以泄其忿耳。更其中诬赖人命，尤极惨酷，或以奴仆胁主人，或以顽佃诬业主，或以卑幼制尊长。有亲人逼死，而乘机索诈者；有冒认亲族而毁门坏屋者。种种诬罔，不可枚举。官长止以尸场一验了事，而岂知其鱼糜肉烂，已无所不至哉！此弊不除，人心日益险，事变日益多，官府亦应接不暇矣。”(27)
    从地方词讼的究查、命案尸场的审断中，确实可以窥探“居官者之明暗”。官场中流行的一些牧令书及各类幕僚的从政心得体会手册，在这方面也有不厌其烦的清楚提示。但其实谁都明白，法律方面的制度表达与具体实践，都会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差异。(28)法律上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抑制地方官吏的舞弊不法行为，更不可能从根本上祛除存在的各种弊窦。在整个清代，尽管行政规章有定期修订或有新规章的颁布，但地方行政具有整体连贯性。体现于《清会典事例》中的绝大多数修订变更的内容，都只是技术或程序性的，不具有实质意义，对州县一级尤其如此，衙门的组织、职员及其职能等等，都基本上保持不变。(29)
    所以，除了一些省级官僚倡导的整顿工作，以及一些州县官员们的个人努力防范应对外，整个吏役群体中存在的不良之风及各种痼弊，都让人觉得无可奈何。(30)
    三 “图赖”诈财
    对地方社会来说，尸体是危险的。在清代的刑事裁判中，多要求尸体尽快下葬，判明是非曲直倒成了次要的问题。原因应该在于，地方官员在审案时，更为重视社会安定的问题，需要排除任何不稳定的因素。因而为了尽快埋葬死者，使社会恢复安定状态，即使死者亲属的要求有不合理之处，有时也往往不得不予以认可。(31)
    可是，在传统时代，常见许多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亲人死后利用其尸体进行图赖活动，影响了尸体的及时下葬。这也显示出，在当时人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意识中，“图赖”可能已被视为一种争取私利的“正当”选择，习以成俗。明末官员佘自强早已指出：“凶俗之民，以人命为奇货。但死一人，即扛尸上门，毁人门户，碎人房屋，势同狼虎。又扛徒找帮，谋和挟诈，曾未入官，而家已破矣。”(32)余国柱认为江南词讼之重大莫如命案，而命案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假诈害人”，“一词到官，不肖有司乐于有事，遍行申报，差拘四出，虎役先施其鲸吞，推勘非情，贪黩难厌其狼壑”，无论命案真假，都要借势生风，诈害百姓。(33)
    在地方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尸亲与被“图赖”双方之间的纠纷，经常不能得到合乎法律要求的终结，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又纵容了时人对于图赖行为的选择。(34)甚至自杀“图赖”，也构成了利益威逼的重要手段。(35)
    所以清人说：“民间波累之事，至人命极矣。伤未必真，而一经报验，地匪得以逞奸，胥役视为利薮，里邻科派，扰害滋多。情极变生，往往事中生事。”咸丰八年莅任上海知县的刘郇膏，曾撰有《详定尸场经费稿》，指出上海县城乡各处报验命案中，最大的“恶习”，就是“每有不肖胥役藉向地主尸亲索诈验费”。(36)
    关于尸体的管理细则，可参见雍正五年(1727)江西省的一则布告。大意是说：借命案诈取钱财，于法不容。捏造事端挑起诉讼，罪不可恕。虽屡下禁令，仍然禁而不止。究其原因，乃因地方官之懈怠软弱而起。地方官唯恐死者家属上诉，对其姑息放纵。抑或验尸不细，以致事实认定不清。更有但求无事，轻率结案者，见死者家属一张诉状便奉若神明，据此定案。这更让死者含恨，生者蒙冤，有何面目自称“地方官”、“父母官”。(37)布告中所述之各种情形，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
    至于对“图赖”的定义与官方认识，黄六鸿的说明堪为代表：“凡命案中以尸图赖人者，此恶俗之宜痛惩者也。非与人有仇隙，藉之陷害，即与人争讼，虑不能制胜，以之搪抵，甚之杀人图赖，诈取银钱，抢夺家财，更有将他尸冒为亲属，诬告谋杀，种种奸刁，莫可名状。”(38)
    在黄氏的说明基础上，其实又可以概括出三种图赖的表达：一是“以尸图赖”，与尸主有亲属关系；二是“将他尸冒为亲属”的“图赖”，与尸主无亲属关系；三是自杀“图赖”。其所有目的，总不出钱财两字。
    前二者的情形十分易于理解，第三种自杀“图赖”，颇值得注意。在清代江南地方官员的文字记录中，还将其称作“假命案”，具体表现就是那些“或以口角轻生，或以拼命图赖”的自尽命案，“最易蔓延，使讼师、书役从中射利”。(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