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官及时地赶赴尸场检验，是确认“假命案”的前提。作为杰出的幕僚，汪辉祖(1730-1807)深知“假命案”对地方社会的危害：“应抵命案，吏役尚知畏法。惟自尽、践毙等事，更易蔓延滋扰。盖百姓无知，最惧人命牵连，恐吓撞骗，易于借口，全赖相验时力归简易。凡自尽人命，除衅起威逼，或有情罪出入，尚须覆鞫，其余口角轻生，尽可当场断结，不必押带进城，令有守候之累。如死由路毙，及失足落水，则验报立案，不待他求。有等鹘突问官妄向地主两邻根寻来历，以致辗转扯拉，徒饱吏役之橐，造孽何有纪极哉！”(40)
    因此，尸场检验过程中发现的诸多情弊，地方官必须细心甄别，以免为不良尸主、讼书、吏役所左右，误判命案性质。
    黄六鸿曾就江南苏州等地情况，提供了另一种假命案，即“买他尸造假伤图赖人”的做法：在冬月新墓中将尸体盗掘出来，以皂矾、五棓、苏木等药物造成青赤诸伤，卖与奸人，诬告有仇之家，并贿通仵作，扶同捏报，从中谋取重利。(41)类似地，在常熟地方，有个富人张谦甫，被仇家移尸门口欺诈，地方上有七个劣衿认为这是“奇货可居”，就守尸三日夜不去，每人诈得十两白银才肯罢手。(42)
    精通律法的魏际瑞(1620-1677)，从顺治朝开始任浙江巡抚范承谟幕僚，曾代写过一个通告。从这个通告中，可以看到清初社会尚形混乱、民间凶徒呼啸横行的环境。针对图赖抢劫的状况，文告中这样写道：“为严禁借尸抢掳，以除大害。照得杀人者死，国有常刑，人命果真，无不偿抵。乃汝两浙凶人，或借病死之尸，或指远年之榇，或因他事溺、缢、服毒之人，或行挟仇故杀图赖之恶，以及真正大命，皆不先赴奔告，辄统凶徒，操刀挟棍，蜂拥呼哨，抢物打人，甚或人家雇工小厮，义女养儿，得病自死者，恶棍枭兵，辄冒亲族，抄掳箠击，酷于寇攘，以致小民既不得安其生，又不得安其死。”(43)
    可是，借病死之尸，远年之榇，溺死、自缢、服毒与得病而死者，以行挟仇故杀图赖的乱象，后世依然存在。到同治年间，巡抚江南的丁日昌，就向各州县地方发布过“严禁自尽图赖、以重民命”的禁令，(44)从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顿运动，就是这方面的重要反映。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重创后，各州县地方切实需要重建社会秩序，稳定地方生活，丁日昌的要求确实为江南许多州县所遵行，甚至被刻碑于城隍庙前，以作训诫。在嘉定县，图赖之风大概很盛，县衙特立一块“禁自尽图赖”碑，内中就提到了丁巡抚的上述要求：“同治七年，总督曾、巡抚丁示禁勒石城隍祠前。略曰：自尽人命，律无抵法。小民每因细故，动辄轻生，其亲属听人主唆，砌词混控，牵涉多人，意在求财，兼图泄忿。经年累月，蔓引株连，被告深受其害。”(45)
    自尽图赖的目的就是求钱财、泄私忿。这份由曾国藩、丁日昌联合发出的“严禁自尽图赖宪示”，还被著名慈善家余治(1809-1874)完整地抄入善书《得一录》中，(46)影响颇广。而为应对挟尸图赖，由地方善堂组织发起的收埋路毙浮尸活动，可以起到良好的抑制作用。故官方对于这样的善政，也是予以鼓励与保护的。(47)
    四 改革整顿
    倘就整顿而言，从清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顺治年间江南社会尚未完全肃靖，地方上借尸抢掳风气十分猖獗。浙江巡抚为此特颁布告，通令各地严禁此风，凡遇人命案件，先治抢劫凶徒之罪后，才可究询人命之真伪：“本院在昔闻之，莫不发指眦裂。不思白日抢夺，非死即流，光棍害人，律同强盗。汝既愍不畏死，本院法所必诛，合行严禁。为此示，仰军民人等知悉，凡有人命重情，止应告官审验，静听处分，敢有一犯前项所开借尸抢掳者，仰邻右地方人等，即刻擒拿，解赴本院，定行。如邻右地方不行拿解，定以乘风助虐之罪罪之。”(48)
    法律上规定，人命案件的审理，除了确实属于轻生自尽以及殴非重伤的，即于尸场审明定案，将原告、被告、邻里证人等释放外，清朝律例中对其间可能产生的舞弊不法，并作如何刑判，依据如何，都有细致的说明：(49)
    其一，地方官员不自备夫马，取之地方者，照“因公科敛”律议处；其二，书役需索者，照例计赃，分别治罪；其三，故意迟延拖累的，照“易结不结例”处分；其四，本属于自尽的，并无他故，尸亲却捏词控告，按“诬告律”科断；其五，刁悍之徒藉命打抢的，照“白昼抢夺律”拟罪；其六，勒索私和的，照“私和律”科断，勒索财物入官充公。
    从罗列的这六个方面的情况可以发现，当中较多的还在于防范官吏人等的需索、敛财等不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