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层面的描述，当然不能反映地方的实际情形。从地方州县的实际操作着手，可以看到制度规范的历时性变化，同时可以显现出制度描述与实践操作之间存在的距离。从康熙年间开始，应对地方州县在上述命案发生、检验、审理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朝廷至地方，曾有不小的改革整顿行动。
    在陆陇其(1630-1692)管理的嘉定县，因口角微嫌、睚眦小忿等事而投缳、溺井、服毒而死者，比比皆是，这就给那些奸恶之徒创造了更多的图赖机会。陆氏的整顿工作就从发布严禁图赖人命的告示开始。(50)
    为严禁轻生、以重民命事。照得某邑风气刚劲，人每轻生，原其意，谓拼一死以图赖他人。……至于奸恶之徒，指尸讹诈，纠众毁人房屋、碎人家伙、抢人衣赀、逢人乱打凶暴等盗贼，轻生之人，谓有此一番可行，故拼命之念所由起也。拟合严行禁饬。为此示，仰城市村庄军民人等知悉，慎勿因一时嫌隙短见轻生，倘有投缳、溺井、服毒身死者，指告他人，概不准理。若以自缢、自溺、自毒、自刎揑为谋故殴打情词，即坐以诬告之条。若不经官，纠众私行打抢，借端讹诈，一概拘挐，治以抢夺之罪。各宜凛遵毋忽。
    从个人的努力而言，常熟知县陈守创也堪为楷模。地方志中有他的传记：“陈守创，号木斋，高安人。康熙甲戌进士，六十年知常熟县守。创历官以廉慎著称。至则罢差役、绝请托、革耗羡。输赋者，使自封投柜，不拆封，即解郡。相验命案，只携一吏一役，驾小舟以往，民无横索之累。日坐内堂，洞开重门，讼者皆得至前。大则令其自拘，讯明即结；小则开谕解释。甫三月，奉召入京，邑民相率诣上官乞留。”(51)
    像陈守创这样，以个人为表率，于命案勘验时，只带一吏一役，民间哪里还会有“横索之累”。但更多的改革调整，需要仰赖省级官僚的努力推动。
    乾隆年间，浙江方面的整顿工作，主要是针对生监殷户充当地保、庄长，在承担路毙命案勘验、地方公事踏勘等项工作中，屡受吏书勒派诈扰，故于乾隆五十九年始，统一予以禁革。(52)
    嘉庆年间，苏州的浒墅关，因地当孔道，“往来茕独，或因病路毙，或失足致溺”，本应报官验殓的正常现象，却常被差仵人等视为生财的机会，而原本对路毙浮尸有义助的一善堂也受到了干扰，被差仵人等混报，希图嫁祸而索诈钱财。地方百姓与善堂组织不堪其扰，呈请官府予以保护，对肆行无忌的“蠹棍”们进行严惩，官府确实曾勒碑示禁明确表示：“嗣后凡有路毙浮尸，坊保先将该尸舁放义冢等空隙处所，即赴地方官衙门具报，听候诣验殓埋。地保、书役、差仵人等，毋许藉尸生发，讹诈小民，混行滋扰。”在嘉定县，官府以浒野关的例为样板，也出示了严禁地保、差仵人等借尸诈扰碑文，并同样希望能借助南翔镇振德堂的慈善活动，共同应对衙门胥吏藉尸诈扰民间的种种不良。(53)
    碑文中十分清晰地说明了衙门胥吏与基层领导地保等人借尸诈扰民间的危害，不仅太仓州嘉定县如此，苏州府等地也是如此。碑文中还说明，在应对此类恶习时，地方绅士组织运作的善堂(包括其下设的公共墓地义冢)，帮助解决了官府在尸体掩埋、尸场勘验费用负担甚至环境卫生维护方面的许多难题。(54)嘉定县在当年将此文勒碑，有一份即置于赵家巷的存仁堂内。(55)
    可是，这类问题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官方屡次发起的整顿工作，只是暂时收效，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太仓知州在道光二年向州境内城乡地方发出的一份告谕，再次重申了衙门中各类差仵借尸诈扰的行径对地方的危害，以致“居民地保畏累，不敢报官，尸遭停暴，遗弃朽残”，令社会景象十分不堪。尽管部分江河溺毙浮尸、荒坟野厕道旁等地的自缢自尽死者，在无人认领的情况下，由当地长年经营善事的“振德堂”捐钱买棺掩埋，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仍多方受到那些不法差仵的需索，甚至遇有停棺代埋义冢的，就串同地棍假冒尸亲，“遇事生风，稍不遂欲，辄心怀忿恨，设计陷害”，简直是将善举“视为利薮”。太仓州官府认为，“如此阻挠滋事，合亟通饬查禁”，并且表示仍要保护振德堂的正常工作。(56)嘉定县为此又刻立《禁差仵检尸混传地邻、牵涉堂董碑》，置于振德堂内，(57)以示永远保护。
    道光年间，陶澍在江南巡抚时，虽然指出江苏地方辽阔而“赋重政繁”，因生齿日多而民事增剧的情况，原设道、府、丞、倅、州、县正印各官，分任地方事宜，但最关紧要的工作就是征收钱粮及审办命盗等案。(58)
    命案的复杂性，常令地方行政十分繁难。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州县官员在下乡检验时，随行的吏役人数往往太多，引起地方民众的普遍不满。道光十三年，御史彭玉田奏称，州县下乡检验时滥带长随、书役、舆从人等，动辄数十人，寻常词讼也往往差发五六人及七八人，而书役长随又各带夫马，“一切饭食、工资、草料，取给民间”，“其路毙人命，则串同地保，逐户挨派”，勒取场规数百千文或百数十千文。其间“吏役谋差，家丁卖票”，弊窦丛生，他要求各地方官府随时查察，“以省扰累而安民命”。(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