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四安镇桥北的同善堂，则是由同治九年巡检黄复初与当地绅士钦陛良等劝捐的。到光绪元年，添办了方山、谢公两区的尸场验费，由知县恽思赞通详定章。上述在长兴县城的同善堂章程，就是据此而来。不同的是，在四安地方，勘验费中无快班、壮班，而有布钱五十文；随从书差、人夫饭食船只均以三日计算；陆路在三里外八里内的刑、招、仵小轿三乘，每乘钱二百四十文，如在八里外直至行政区划边界，每乘钱四百八十文。其他则都与上述情况相同。(75)
    再以嘉定县为例。知县田祚应该很认真地执行了巡抚丁日昌的要求，要严禁书差之需索，必先优给书差之公用，尤应减少书差之人数；下乡勘验命案，应该轻舆减从，一切开支由官员自行捐给。如果地方官禁止不严，准许受害之家赴该管上司喊控。(76)
    至于具体的官员下乡随行人员，承行、招房、仵作、皂快、行杖这些随带书差照例定额，加上随带的跟班、厨役、轿夫、伞夫四类夫役，总共不得超过15名，不准于限定名数外再有多带，能减少的最好。另外，所谓的随带书差一切人等所有的饭食及各项费用，都要求该地方州县自行捐给，不许派扰民间。(77)其具体的勘验费用安排，参下表。
    倘从文献记载的层面来看，同治年间的改革整顿工作显得十分深入而全面。对城乡民众的违法行为，不仅从律法制度上予以惩戒，而且也在思想伦理上进行教化。像“严禁自尽图赖”这一问题，关乎人心、风俗，故就得从父子、兄弟、夫妇这样的“人道之大经”谈起，教育民众绝不可以死者为利，否则就是“禽兽不如”。制度上还对官员的勘验职责予以强调，不得散漫拖延，大致命案发生后一个月，必须审结。相应地，违犯律例的罪名，都要开列出来，以为警示。(78)
    六 吏治的要求
    陈宏谋(1696-1771)认为：“牧令之事，烦杂难理，江左较多，苏、常二府尤甚，而讼狱其大端也。”江南的风俗，“大抵人多智巧，好事喜争”，往往一案化为数案，小事酿成大事，“繁者益见其繁，刁者愈逞其刁矣”。(79)所以，乡村百姓因狱讼迁延而家破身亡的，十分常见。(80)明清时期生活相对繁荣富庶的江南地区，文献中有关吏治弊漏、民风“刁恶”、“浇漓”的负面描述确实所在多有。清代那些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绅士们，对于民间的任何反判或抵触，大概都会采取批判的态度，要求官方严行禁约，加强社会控制，淳化社会风俗。
    同时也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地方行政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已深为时人所熟识，也经无数有识之士的揭示、批判或警训，但在历朝历代似从无有太多的改观。所以就制度层面的设计，或州县官员们的所谓为官之道而言，其实多停留在理想化的层面，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或隐或显的种种障碍与痼弊，很难从根本上予以全部消除，而且在地方社会中有着很强的传承性，则又多因出身本地、长期盘踞衙门的胥吏们的存在。这正如陈宏谋所言：“吏胥生长里巷，执事官衙，于民间情伪、官司举措孰为相宜、孰为不宜，无不周知。”(81)
    人命案件本是地方刑事问题中最严重的事件，不少人因“命案被诬”，(82)或含冤自缢，或多方花钱通融才得免牢狱之苦，有的甚至出狱不久就死了。(83)法律上即要求州县牧令遇到关涉人命的呈告时，要十分审慎。如果审明确实是因为斗殴、故意杀人、谋杀而导致被害人身死的，必须马上讯问被害人的亲属、其他人证以及在押的凶犯，审实致死的原因，然后根据上述人员的供述，立即带领仵作、刑书、皂隶亲自到达尸体所在的现场，进行仔细勘验。
    同时，为了避免州县官及其随行人员借此骚扰地方，甚至需索差钱，法律上规定：“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印官立即前往相验。止许带仵作一名、刑书一名、皂隶二名，一切马夫饭食，俱自行备用。”(84)这是对“检验尸伤不以实”的笼统规范，按照清末法律学家、刑部尚书薛允升的说法，这一条例的潜在意思就是“总系恐其扰累地方之意”。(85)也就是说，命案勘验对于地方社会的扰害，其实无处不在。谁都知道，“命案验伤，乃第一要紧”，在地方报告或尸亲报到后的第一时间内，地方官员就应该亲赴现场，特别是要“单骑减从”，带领吏员、仵作等人，到尸场勘验。(86)像清初人梁熙所言，他在午时到尸场检视，未刻就逐一研审，工作效率就很高了。(87)类似这样的表述，在清人著述中常可见到，其实多数不过是从政的体会或理想要求，以及可为后来者提供的有益借鉴。当然，从他们理想表述的背后，仍可发现制度上的设计与要求，总是和实际情况相差悬殊。
    普遍的情况是，衙役、长随及其他随行人员到达地方时，都会要求分享一份陋规费收入，一桩杀人案收取的陋规费有时甚至高达几万或几十万钱。(88)同治时期丁日昌在江苏地方进行整顿时，就十分强调命案词讼扰民的问题，要求州县地方进行改革，所有的自尽命案都限期一个月审结，如若发现有耸令自尽、诬告诈赖等情况，须严究主使棍徒，一并从重治罪。(89)
    总之，所谓牧令得人、官方自饬而民困渐苏、吏治日上的想法或态度，(90)不过是一部分官员的美好愿望，与实际的地方政治生活总会形成反差。所以对州县官员的要求也在不断退让，在省级官员们看来，只要在地方上能做好听讼、催科、缉盗这三件大事，“即是第一等好牧令”。(91)一些州县官员在这方面的努力，暂时成就了其个人在吏治上的令名，但人去政废，(92)仍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