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旧唐书》卷48《食货上》。
    (60)仔细观察由唐到宋数百年间的土地思想变迁，会发现“井田论”的反复提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心议题。从唐代的陆贽、杜佑、李翱、白居易，到宋代更是思想家、文人学士乃至政客都“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苏洵：《嘉祐集笺注》卷5《田制》，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关于土地思想的叙述，可参阅钟祥财《中国土地思想史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上篇第4章；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章。
    (61)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112页以降。
    (62)池田温：《唐代诏敕目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
    (63)只有开元八年二月十八日的《处分朝集使敕五》里面提到“朕于苍生，若保赤子。为之均田邑，制庐井。”这篇敕文据《唐代诏敕目录》共有4个出处：《册府元龟》卷157(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904页)、《文苑英华》卷460(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3页)，《唐大诏令集》卷103(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第2115页)，《全唐文》卷254(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569页)。后三种书记载略同，而第一种记为“均井邑、制田庐”。如果考虑到这四种史料的重要性，则《册府元龟》编纂在前，其所据多为唐代实录，似乎更值得信任。不过现存《册府》诸版本多在文字上有所讹误，姑且存疑。但综合起来看，其中并无任何把“均田”作为一种制度的意味。而堀敏一断句为“为之均田，邑制庐井”则略似不通，更不可能作为唐代正式文书使用“均田”二字的证据。参见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第3页注2。
    (64)参见耿元骊：《唐宋土地制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9-73页。
    (65)王通：《中说》卷10《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载《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248册，台北：“世界书局”，1978年，第144页。
    (66)尹协理、魏明：《王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王冀民、王素：《文中子辩》，《文史》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1页；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王立中：《文中子真伪汇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最后一种未见。李小成：《文中子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7)张九龄：《曲江集》卷16《策问一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68)典出《尚书》，九州之内，“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为甸服，再五百里为侯服，再五百里为绥服，再五百里为要服，再五百里为荒服。参见廖名春、陈明整理《尚书正义》卷6《禹贡第一》，载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7-171页。
    (69)《唐会要》卷85《逃户》。
    (70)《旧唐书》卷98《裴耀卿传》。
    (71)《唐会要》卷83《租税上》。
    (72)《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73)陆贽：《陆贽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王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15页。
    (74)《唐大诏令集》卷106《元和三年试制举人策问》，第2186页。
    (75)《旧唐书》卷148《裴垍传》。
    (76)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3《制策一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3页。
    (77)《通典》卷1《食货一》，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7页。
    (78)《魏书》卷53《李安世传》。
    (79)《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
    (80)“土地还授”的本意，是保证税收能有来源，所谓的“授予”其实是一种税收的限制，保证土地必须要有出产。土地分配只是“田令”中的规定而已，国家实际授予土地与否，与“均田制”无关。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土地还授”就是制度是否成立的实施机制。笔者仔细搜罗、阅读了使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进行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进一步使用文书详细讨论了各户土地还授情况，进行了个案分析，对用“土地还授”来证实均田制存在和施行的传统解释提出了不同意见。限于篇幅，已另文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