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和魏征曾有一段对话：
    上曰：“朕昨夜读周礼……”谓征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公等可尽虑之。”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征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闲宴之次，谓征曰：“……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征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征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65)
    这篇文字，由王福畤记录，附在《中说》一书中。由于《中说》及王通曾被普遍怀疑伪托，故此史料也未得到广泛重视。经现代学者的考辨，(66)已确认该书虽有伪托之处，主要是把与王通有朋友关系的魏征等人当做了弟子，但全书大体可信，所以此文亦可采信。此文写作在贞观二十年(647)，魏征死于十七年(644)，所以此对话肯定是在十七年以前。在这以前，正是“均田制”大行其道之时，太宗怎么突然考虑起来要建立“井田制”？要知道，“均田制”之所以被称颂，就是由于这是最接近“井田制”的制度。如果确有此制度，太宗应该高兴地称颂本朝之制就是“均田之制”，是与“三代”最接近的，又岂能提出要建立“井田制”？还要魏征等人“宿中书省，会议数日”，也没取得什么结果，魏征等人退而不言，避谈此事之后，太宗还要多次提出此事，以致魏征等人惶恐不及。这说明，唐代根本就没有施行过“均田制”，所以太宗才对“井田制”如此热心，如果唐代确立了自己的制度是仅次于“井田之制”的“均田之制”，太宗又怎么会再三考虑“井田制”？
    开、天时人的论述，也没有谈论过本朝的“均田制”。名相张九龄，有一次参加策问，其题目中问道：“今欲均井田于要服”，(67)根据文中“圣朝受命，于今百龄”来估计，大约在开元六年(718)左右。“要服”者，(68)距京城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之间，在这里是泛指全国，可见开元初还在探讨如何在全国来施行“均井田”。如确有“均田制”，似不必提出这个策问题目。开元十八年(730)，宣州刺史裴耀卿论时政，上疏曰：“窃料天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望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或缺‘不’字)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每户给五亩充宅……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69)虽是空想，但其中反映的问题却是值得思考的。作为地方长官，裴耀卿不可能不知道本朝有“田令”，如果本朝已有行之有效的“均田制”，怎能再次提出与“均田制”十分相像的制度设计？岂不是在“均田制”上叠床架屋？裴耀卿“弱冠拜秘书正字”，曾任“长安令”，极有行政才干，开元二十年(732)又“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三年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70)。很难想象，这种实务派的重臣会不知道本朝开国以来之田制为“均田制”，而提出如此政策建议。
    再如一代理财能手制定“两税法”的杨炎，在议论租庸调法败坏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提及“田制”问题，而这却是租庸调法的基础。他说：“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庸调之法。至开元中……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则租庸之法弊久矣。”(71)如果实有“均田”之制，杨炎岂能不提这个“租庸调法”的基础制度？况且在杨炎设计的两税法制度中，还要根据土地来做基准：“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72)如果唐代确系称“田制”为“均田”，杨炎怎会绝口不提“均田”二字？与杨炎政见不同的中唐名相陆贽，尽管在两税法问题上分歧极大，但在“田制”问题上却保持了一致。陆贽反驳杨炎两税法，说：“国朝著令，赋役之法有三……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国家袭其要而去其烦，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73)这样的“井田”迷，也只是认为本朝田制来自“井田之制”，授田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而已，没有说本朝田制就是“均田”制。元和三年(808)试策，(74)“时有皇甫湜对策，其言激切”(75)，云：“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贞观、开元之际，不受田而均，不力田而赡。”(76)明确地说出太宗、玄宗之时“井田法非修也”，如果当时有“均田制”，这是最接近“井田制”的制度了，岂能是“非修也”，而且他还说贞观、开元时期“不受田而均”，也就是没有“均田制”了。
    如果明了唐代并无“均田制”，也就很好理解《通典》的看法了。杜佑在分析历代田制时，只是按顺序列举，而《通典》一书在隋以前照抄旧史，有价值部分是唐代制度的记述。在提到北魏田制时，《通典》(77)几乎是全文抄袭《魏书》，(78)只有个别字词略有差别。为什么是杜佑照抄了《魏书》而非另有史料来源呢？这有一处关键史料可证，也就是原文中“三长既立，始返旧墟”一句，在《册府元龟》中记为：“子孙既立，始返旧墟。”(79)现在一般认为《册府元龟》的记载比较准确。从中可看出，《魏书》和《通典》文字一样，而《册府元龟》则另有史源，可见杜佑抄《魏书》时连带把最后一句“均田之制起于此矣”抄来。其他的差别都无关紧要，只有这个差别关系重大。“均田制”是魏收的看法，不是杜佑的看法。况且杜佑在其最为熟悉的为本朝“大唐”田制部分，仅列举了部分田令条文，也未言本朝之制即是“均田之制”，而这本来应该大书特书的。所以，唐代没有称自己的“田制”为“均田制”。虽有土地授受之规，但这只是田制的内容，并非“均田制”的内容，“土地授受”与“均田制”无关，(80)与“井田制”更是十万八千里。
    检诸史籍，唐人关于“均田”的言论中，除了恢复古制的议论外，几乎所有提到“均田”的时候，其理解是相当一致的，都是从税负公平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均税”的含义。前文征引过的《唐会要》所概括的武德七年令，如确系苏氏兄弟所著，云“均田赋税”，也就是“均税”的含义。还有被引用非常之多的元稹《同州奏均田状》，(81)其中所云都是均税之事，是按实有土地来纳税，不是把土地授受给农民。而元稹标为“均田”奏，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均田”就是均税，这也是大多数学者公认的。(82)一般认为，元稹不知“均田”之制，是因为“均田制”已罢废，故其不知，但这略有厚诬古人之嫌。元稹任过中央及地方的各种职务，长庆初“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其所作制诰，“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按《旧唐书》作者的评论，是“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83)所以才能“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84)。而且据白居易说，在贞元、元和间，白、元两人“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85)。元稹熟悉本朝故事，又身为翰林，如果本朝盛时有“均田制”，岂能不知？后周世宗也十分欣赏元稹的《均田状》，(86)“时帝将均定天下赋税，故先以此图遍赐之”(87)，并发布“均田诏”，(88)要“均定天下赋税”，可见世宗也把它理解为均税制度，且要“普行均定，求适重轻”，这也只能是“均税”的意义。咸通十三年(885)六月，中书门下奏云“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欲令均一”(89)，表面上要均的是“田”，但是后文又云“应有逃亡户口税赋并杂色差科等”，可见实际还是要“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而已，如果有“均田”的话，其目的也就是均税。前引陆贽奏文说得很明显，“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所谓“均田”就是为了均税。授田就是为了保证税收的来源，保证国家能有稳定的收入，并无其他的含义。
    从上面所列举的政客、学者、文人的文字来看，对于“均田制”几乎是集体性的“误认”和“失忆”，想来不是偶然的吧。将其归结为“均田制”废罢或者土地授受规模小，其解释力也令人难以信服。因为一种曾经有过的重要制度，无论其施行或者没有施行，唐代前期的人不知道，唐代中期的人不知道，唐代后期的人也不知道，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了，毕竟这是国之大事，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唐代前期根本就没有“均田制”，所以这么多的学士、文人、高官才无从说起，这才是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