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韩国磐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
    (22)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增订本，台北：明文书局，1987年，第100页。
    (23)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序言第3页。此观点最早表述于上引同氏1983年文章，第25-42页。原文如下：“均田制或均田令是封建国家颁行的有关各级政府和官、民私人土地占有的法规。田令规定的民户各类人的受田数或给田数，并非官府要实际授给的土地数而是最高限额。”
    (24)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25)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6)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黄约瑟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页。
    (27)柳立言先生指出：“‘唐宋变革’是一个由某些特定史实和史观所构成的概念，虽无专利，但总令人想到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和京都学派。”参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28)中世第二过渡期的概念，由内藤湖南于1921年提出，原为京都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绪言，译文收入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第6页。
    (29)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增订本，台北：明文书局，1987年，第102页。
    (30)“封建制度”，是整个20世纪学术界讨论的重要概念，而土地制度也是“封建”制度讨论中的重要组成内容。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新的反思，多有不同意见的表达。集大成的专著为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他发表过重要意见的有：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载《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07页；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错位的原委及应对》，《历史教学》2006年第1期；李根蟠：《“封建”名实析议--评冯天瑜〈“封建”考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2007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等组织召开了“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据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站介绍，有多位学者发表了意见，详见该网专题栏目。《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设置了专题栏目“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收录了6位学者的文章，足供参考。林甘泉先生在《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也公开发表了批评冯氏的文章。
    (31)第一位公开怀疑“均田制”的是张尚谦先生，张尚谦著《何物“均田制”》，连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4期。唯张氏火气大于理性，窃不取也。考其观点，仍视“均田制”有一种名义，是以此名义而制定的“户籍样”，其说与宋家钰先生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不过张先生基本是以北魏为论说对象。关于北魏均田制，虽与“均田制”历史关涉密切，但与本文关系不大。笔者将在日后有所阐发，此处从略。另外一位质疑者是郑学檬先生，《关于“均田制”的名称、含义及其和“请田”关系之探讨》一文指出，把“地令”、“田令”冠以“均田制”名称是一种误解，是宋人的习惯称呼。据该文，郑先生是在2001年形成此观点。需要说明的是，笔者2003年秋开始从事唐宋土地制度研究，本文的最初观点形成于2005秋季，完成于2007年3月，作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在2007年12月8日答辩通过。笔者于2007年12月20日购到刊载郑先生论文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方行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225页)一书，方了解郑先生已经质疑了“均田制”名称，此前并不知道郑先生论文的存在。不过本文所述，与郑先生仍有极大不同。
    (32)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33)从反映学界成果的通史性著作来看，“均田制”也是逐渐被定位于“土地分配制度”的。钱穆就曾经把均田制看做一种“为民制产”的税制之基础，而非土地制度。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15-420页。
    (34)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5)文长不具引，参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8页。
    (36)《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463页。
    (37)主要有兼田信一郎：《戴建国氏发现的天一阁博物馆所藏北宋天圣令田令》，《上智史学》第44期，1999年11月，第121-154页；池田温：《唐令复原研究的新阶段--戴建国氏发现的天圣令残本研究》，《创价大学人文论集》第12号，2000年，第103-140页；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宋家钰：《明抄本北宋天圣〈田令〉和后附唐开元〈田令〉的再校录》，徐建新译，《骏台史学》第115号，2002年3月，第25-39页；宋家钰：《明钞本天圣〈田令〉及后附开元〈田令〉的校录与复原》，《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其中兼田信一郎、池田温、戴建国三位先生依据的都是戴建国抄录文本。宋家钰先生在研读以上诸本后，亲到天一阁查阅了原书，取得了较为准确的录文，所作分析较为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