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学者观点的代表，堀敏一的经典性解释是：“均田制是以按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土地为目的的制度。”(21)参考中国台湾学者高明士先生对日本学者研究“均田制”概念的总结：“所谓均田制，指北魏至唐代约300年间(五至八世纪)所实行之土地制度。此项制度，系由国家将一定规模之土地授予农民，其后又将之回收。”(22)这说明，日本学者多认为“均田制”就是土地分配制度。为了能更清楚地对照分析，下面不厌其烦，再把宋、王、杨三位先生的观点引述如下：
    均田制或均田令是封建国家颁行的土地法令，与土地所有制有别。(23)
    唐代均田制是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不是土地分配制度。(24)
    按《田令》规定，由政府实际收授田土是均田制的实行，把各户原有田土登记为已受田，或以户内帐面调整方式进行土地还授，也是均田制的实行。(25)
    对比上引诸文，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在“均田制”本身的概念历史上，它并不具备同一含义。“均田制”由日本学者提出来的时候，是土地分配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中日学者都这样认为。而宋家钰先生提出“均田令=均田制”后，王永兴先生就明确指出“均田制”是土地管理制度，到杨际平先生，均田制的概念则被进一步放大，几乎等同于“土地制度”或者“田制”本身。这表明，作为观点代表的堀敏一、宋家钰、王永兴、杨际平四位先生所指称的“均田制”，如果说能作为共同论域的同一概念，却是在不断放大的：土地分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广义上包括分配)--土地制度(包括分配和管理)。
    按照这个研究思路来看，诸先生所称之“均田制”就不再是一个有限制并且有特殊含义的明确概念。问题在于，如果“均田制”概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么还是“均田制”吗？如果认为“均田制”是唐代存在的一种制度，那么怎么对它的认识会大相径庭？特别是把“田制”或者“土地制度”本身等同于“均田制”，那么用“均田制”来指称“田制”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吗？因为一般的逻辑上来说，什么都是，最后它就什么都不是。无限放大均田制概念的结果，实际是取消了“均田制”。
    因此，我们要来辨析不同学者所提出的作为现代学术概念之“均田制”，就必然要返回到“均田制”作为一种学说诞生的原始状态，从其产生处来看一看“均田制”最原始的含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用“均田制”来概括北朝隋唐的土地制度？前文已经指出过，“均田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其研究可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段。而无论战前还是战后，“均田制”问题都是与时代分期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唐宋变革论”(26)的观点被提出之后，其经济方面的论证较为薄弱，如何把唐和宋在经济方面区别开来，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在《中国近世史》第2章的补注中，把“均田制”的崩溃视为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崩溃的经济原因。这表明，“均田制”概念从一诞生，就是为着相应学术目的做证明而提出的。(27)“均田制”是与“所有制”关系极大的一个学术观点，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学术概念，它就是土地分配制度。这种制度是否得到了施行，关系到唐代中叶是否是中世第二过渡期的重大争论。(28)延至战后，“均田制”争论仍然是时代分区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段原则还是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而古代的下限，就又牵涉到“唐宋变革”，则再延及“均田制”的施行问题。高明士先生的总结，十分清楚地指出了“均田制”施行问题的重大关涉：“均田制问题之争论，最重要即在证明究竟均田制之土地收授制度有无施行，因它的背后代表国家权力与贵族、豪族势力消长问题。若均田制确曾施行于全国，则专制帝国之皇帝权力对均田农民即可作有效之‘个别人身的支配’，若均田制仅有名无实，或系一种土地所有之限制政策，则说明国家权力与贵族、豪族之势力，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互依存之关系。”(29)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把“均田制”视为土地管理制度，则失去了其在日本学者所建立学术体系内的本来意义。如果视“均田制”为一种学术解释体系，它就是指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土地分配制度，不应该也不必要将其转义或者扩大理解，那样也就不是原来的“均田制”了。因为作为一种有特定内涵的学术解释体系，它是不可转义或者扩大理解的，一经转义、扩大，就不再是“均田制”了。
    当“土地分配”说陷入僵局之时，之所以会用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来阐释作为学术解释概念的“均田制”，恰因为中外史家的一个共同默认前提，即“均田制”是唐代实存过的一个真实制度(无论是否实施)，没有注意到这只是日本学者的一种解释体系，是一种学术观点(虽然日本学者的默认前提也是把它作为唐代实存制度来看待的)。在此种认识之下，就必然要修改“均田制”概念，才能使之容纳更多相互矛盾的史料。但是这样的做法，只能是进一步增加了混乱。因为“均田制”如果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实存过的制度，作为一个历史过去时的“死”概念，而非一个有生命力的、不断延续的概念，它的内涵还能发生如此之大的转换和扩展，其能否仍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基本概念，实在是可以怀疑的。在这里，必须要提醒的是，有必要区分活概念和死概念。对于前者，我们应该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理解，区别不同的历史背景；对于后者，只能根据它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而不能无限扩大它的涵义。
    “均田制”是一个和“封建制度”一样容易令人迷惑的概念。与“均田制”不一样的是有很多学者怀疑“封建制度”到底是否存在，(30)但由于史料的限制，却几乎没有人怀疑到底存在“均田制”这样一种制度与否。(31)不过，随着《天圣令》及随附《唐令》的发现，时至今日，由多位学者参与校证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32)已正式出版。以此为基础，可以明确地说，唐代只有“田令”而无“均田令”，田令就是田令，田令不是均田令，把“田令”视为“均田令”应当说是个历史性的误解。“田令”不是“均田令”，那么也就不可能是“均田制”的制度架构基础。这样看来，“均田制”到底是不是唐代的一种制度，是应该加以认真思考的话题了。笔者认为，“均田制”不是唐代存在的一种制度，只是后人的一种解释方法，是一种学术观点而非唐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实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