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5-29页；D.C.Twitchett,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chapter1.
    ②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载夏应元选编《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42页。
    ③气贺泽保规：《均田制研究的展开》，夏日新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01页。关于唐代土地制度研究的总体情况，可以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9-333页；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第1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最新的综述是耿元骊：《十年来唐宋土地制度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
    ④这意味着，地主占有了大部分土地，并以此为基础对农民进行剥削。而这种观点的最初来源，却根于中共的政治决策分析。章有义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估计，即占乡村人口不到10%(按户数计约占8%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这个估计见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要文献，因而为人们所一致接受。”(《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76页)1949年以后的土地制度争论，虽然具体观点大相径庭，却均以此来作为分析基础，试图说明不同朝代都是同样的比例倾向，因而是地主对于农民的高度剥削。
    ⑤气贺泽保规：《均田制研究的展开》，夏日新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02页。
    ⑥气贺泽保规：《均田制研究的展开》，夏日新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94页之后。
    ⑦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第2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⑧乌廷玉：《关于唐代均田制度的几个问题》，《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1期。
    ⑨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⑩岑仲勉：《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
    (11)韩国磐：《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
    (12)关于上述争论，可以参见武建国：《建国以来均田制研究综述》，《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参见乌廷玉、张占斌：《六十年来日本学者均田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6期；宋家钰：《日本学者关于唐代均田制施行问题的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6期；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田人隆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9-406页。
    (13)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书的研究》，東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
    (14)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207页。
    (15)由法藏馆于1958-1963年陆续出版，其第2、3卷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由姜镇庆、那向琴选译了其中10篇，即《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铃木俊：《论唐代均田法施行的意义》，《史渊》第50期，1951年，第117-126页；《均田、租庸调制度の研究》第4章，東京：刀水書房，1980；《唐代的均田制度与敦煌户籍》，姜镇庆译，载《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17)宋家钰：《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18)武建国：《均田制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9)杨际平：《均田制新探》第4章，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
    (20)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