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代的“田令”和“田制”
    1999年，戴建国先生发现天一阁藏题为《官品令》的一部明钞残本，实为宋《天圣令》的后10卷，(34)《田令》即第21卷，有56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有7条，是参考《唐令》制定的，所以在结尾处标明：“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第2部分有49条，这是宋代废弃的《唐令》旧文，所以在结尾处标明：“右令不行。”(35)如果参考《宋会要》的记载：“取唐令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令不行者，亦随存焉。”(36)则可以确认此《官品令》实为宋《天圣令》。所以，两部分合起来并参考其他典籍，就可以把《天圣令》复原为《唐令》。
    鉴于《田令》的重要性，首先得到了复原，并出现了多个版本。(37)2006年11月，在宁波天一阁召开了“中外藏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38)作为会议重要组成部分，举行了《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的首发与研讨活动。其中的《田令》由宋家钰先生校证，并复原唐《田令》为60条。(39)在这60条当中，大致可分为五方面的内容，第1条是土地计算的依据，第2-32条为官民各类人等的受田，第33-36条为土地使用管理，第37-45条为政府所有的公用土地管理，第46-60条为屯田管理。
    如果说“均田制”确实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制度”的话，那么其必然遵循“制度”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一种“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是有一些限定条件的，就算是“非正式制度”它也是“制度”，也需要有相同的条件和范围，才能称之为“制度”。吴承明先生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40)历史上的土地制度研究是经济史的一部分，利用相关的经济学成果来加以分析是适宜的。而新制度经济学以其解释力和说服力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1)其对相关概念的设定也较为明晰。如果我们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观念来衡量一下“均田制”，则对“均田制”研究或可起到有益的作用。
    在新制度经济学里面，制度就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42)。如果说这个定义过于饶舌的话，那么下面的定义就进一步地说明了这个概念，“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43)。制度是由人所制定的规则，(44)不同时代、不同学科范围的学者曾给予“制度”一词不同的定义，但是毫无疑问，上面所使用的概念却不能仅仅限制在经济学范畴之内。可以说，“制度”作为一个歧义的概念，其最基础的含义--规则--是保证它仍然是同一概念的基础。而规则是需要限制的，能成为一种制度，就必然有保证它成立的限制--所谓“约束”--社会认可、国家规定、实施机制这三方面构成了一种制度。某一制度一经建立，其所成立的内涵就不可以也不应该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否则就是另外一种制度，而非其建立时所确定的那种制度。确实，制度是不断在发展的，但是如果发展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就是另外的制度而非原来的制度。
    根据这样的“制度”限定基础来观察作为一种制度的“均田制”，必然有在内涵上保证其确为“制度”的规定，这在学者间也是取得了共识的。气贺泽先生把田令作为“均田制”的构成制度框架，并且认为田令的规定已经大致清楚。(45)宋家钰先生认为：“通常所说的唐朝均田制或均田令，按其内容来说，主要是指《唐令》田令篇，这是它本来的法律篇名，是唐朝土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研究者的理解不同，在使用上存在三种不同涵义的均田制概念：一种是仅指田令中有关官、民、僧道、工商、贱民受田的规定；一种是指田令的全部规定；一种是指律、令、格、式中有关土地占有的全部规定。我们认为，在上述第二种涵义上使用均田制概念，也就是把均田制、均田令与它本来的法律篇名作为一个相同的概念使用，较为符合当时的立法实际情况。”(46)这样看来，宋先生也是把唐令作为“均田制”成立的制度基础的，体现了“令”是“制”之保障基础的含义。
    “均田制”的制度框架理所当然应该由“田令”所构成的“规则”来给予限定。“均田制”要成为一种制度，其构成首先要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田令来给予保证。《唐六典》指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47)这就是说，“令”是制度体系的建立保障，“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48)，是国家体制和根本性制度的建立基础。因此，“田令”就是“均田制”成立的基础，如果田令不是“均田之令”，那么田制不是“均田之制”也就非常清楚了。《天圣令》恰恰从相反的方面证实了，田令并不是均田制的构成基础。《天圣令》是因《唐令》而制作，并保存了唐令原貌，其称为“田令”而非“均田令”，就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出唐代并无“均田令”，只有“田令”。众所周知，任何时代的法律语言都是有明确的指代含义的，没有命名“田令”为“均田令”，可见唐代律令中并不认为这部“令”与“均田”有何关系。如果说一字一词还不能明确其非“均田令”，考其内容，亦可见此。在《天圣令》发现以前，一般认为“田令”的内容就是关于“均田”的，现在则可见到所谓“均田”的内容只是田令的一部分。上文所介绍的复原唐令共60条，与“均田制”研究有关的就是从2-32这31条，其中的9、17、29、30条又与土地授受关系不大。这样说来，“土地授受”方面的条文在全部60条田令中只占27条，约45%。虽然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能因此把田令视为均田令吗？田令就是土地管理的规定，名之为“均田令”，是在史料残缺情况下的误认。任何朝代都有土地制度，唐代自不例外，但是在唐代并不存在一种叫“均田制”的制度。因此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均田制”，只能是一种学术解释体系。
    在《天圣令》发现之后，再把“均田令”等同于“田令”，把“均田制”等同于“田制”，似有违史实。宋家钰先生在1980年代发表的论著中，认为“均田制”和“均田令”是相同或者相等的概念，在其后的10多年间也是一直这样认为的。(49)《天圣令》公布以后，未见宋先生公开发表过文字校证以外的研究成果，但在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所作《明钞本北宋天圣令(附唐开元令)的重要学术价值》一文中，发表了如下见解：
    这次全篇复原的《开元田令》，可说是迄今为止在宋以前的古代法制中，唯一见到的完整的土地法规。它主要由官民受田、官田和军事屯田三部分的规定组成，我们以往所称的“均田制”，实际仅是官民受田部分的法规。它既与经济关系中的土地所有制有别，也非土地法的全部。在中日学界研究讨论几十年的“均田制”中，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是民户土地的还受和“均田制”是否施行……这说明钞本开元二十五《田令》篇，因其令条的完整而为我们正确阐释均田制的疑难问题提供了可能。(50)
    从上述引文所透露的星点信息来看，宋先生的观点略有动摇，放弃了“均田令”等于“均田制”的观点，承认其非土地法的全部，但仍强调“均田制”是“官民受田部分的法规”，要利用《田令》来“正确阐释均田制的疑难问题”。这种看法，似难成立。《田令》的完整条文恰恰说明了唐代不存在“均田之令”，也就不存在“均田之制”，唐代只有以“田令”为基础的“田制”。田制自然是包括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土地管理制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均田制”既是土地分配制度又是土地管理制度，因为它只不过是“田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