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二十四年(1555),对抄写时未加标点的卷三以下各卷重加标点,并与“证本”对校一遍。 按,卷一尾记不见“康治元年”纪事,尾记中只有“以家本见合了。内大臣藤原朝臣(御判)赖长”的记载。但藤原赖长(1120~1156)康治元年八月十六日丙午条日记,则有读《五行大义》的明确记录:“《五行大义》见了,所劳疗治间,不能早速终功。”据此日记,可以确定尾记中藤原赖长读“家本”的时间为康治元年。 据上可知,这部抄本从1142年开始,至少经过413年的漫长岁月, 经由藤原家、三善家、安倍家的许多人之手,最后由卜部兼直、兼右等加工完成。由于这部抄本保存了当时其他抄本(如:“亻本”、“或本”、“秘本”、“他本”、“本”)的大量异文(据统计达168条), 因而在校勘上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天文本现由奈良府天理市天理大学图书馆内的吉田文库收藏(按,笔者影印和使用的就是这一抄本)。 属于天文本系统的抄本现有两种。一为江户初期的转写本,现藏于京都的阳明文库(略称“阳明本”);一为宝历五年(1755)卜部兼雄的转写本(按,最后完成时为宝历六年),现藏于天理图书馆内的吉田文库。 高野本。原由高野山三宝院收藏,现收藏于高野山灵宝馆,仅存第五卷,为粘页装订的残本。在其卷末记载有“宝治二年九月中旬校点之”,“宝治二年至天保十五年,五百九十七年,此本可珍重也”等字样。据此推测,此本是镰仓时代后深草天皇宝治二年(1248)以前的古抄本。据中村璋八将之与元弘本对校,发现仅第五卷就有466处异文, 因此可推断为属于不同于通行本(包括元弘本和天文本)的一个独立版本。昭和七年(1932),该抄本由高木利太氏影印出版,同时附有内藤湖南(虎次郎)所作的解题。(注:写于昭和七年五月,现收录于筑摩书房《湖南文存》卷五,题为《古钞本五行大义残卷跋》。)江户后期有这一抄本的影写本,由曾于明治十三年(1880)担任清朝驻日公使馆随员的著名学者杨守敬收藏,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杨氏观海堂)。 宝玲本。现收藏于奈良府天理市的天理大学图书馆,该抄本每半页8行,一行约18字,为无框断句本, 仅残存第五卷后半部分(即从“第二十三论诸人”中的“一论人配五行”开始到卷五末,中间还另有缺页、缺行,共约160字)。卷末记有“元久三年(按,1206 年)二月廿八日,以阴阳权助广基卿本,令前阴阳权守兼守书写了”,“同廿二日,比校了,神祗权少,卜兼直”,最后盖有“宝玲文库”的印章。另外,留在封面上的“足利中期书写本,清原宜贤自笔附训校合”的字样,是后人加上去的。宝玲文库原是美国外交官佛朗克·荷莱的文库,昭和三十八年(1963),转归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由于这部抄本与天文本卷五书后所写大致相同,因此可以认为它是与天文本同一系统的一个本子。 日本《五行大义》的活字刻本有元禄刊本(略称“元禄本”)和《佚存丛书》本(略称“佚存本”)两种。 元禄本是一色(前田)时栋于元禄十二年(1699)校勘出版,共五卷,断句本,美浓版。按,书后跋文称: (此书)文章古雅,决非隋唐以下之作也,仍加校定,镂版公之天下。元本释子所誊写者,出于相州镰仓之古刹,跋其书后,云元弘三年癸酉书。按,元弘,后醍醐帝之历号,纪元仅一年。其岁帝蒙尘于芳野,光严帝即位于长安,改元正庆。癸酉是当于正庆二年,无所谓元弘三年者,盖此时天下瓜分,南朝、北朝各持鹬蚌之势;北朝改元,南朝犹用元弘历号乎? 一色时栋明确说明元禄本以元弘本(虽然“元弘”纪年有问题)为底本。元弘誊写本,就是指元弘本。元禄本对元弘本作了大量的校定,不仅对元弘本正文中有疑问处(约30处)加上了“当作云云”、“或有脱简”、“衍字”、“误字”等顶注,还修改了470多个异体字; 再加上误字和误抄,约计361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底本的原形。 这一刊本,有元禄十二年(1699)的两个刊本,和天保四年(1833)的一个重刊本。现收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诸子大成》第六辑的,(注:古典研究会,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即为元禄十二年刊本(按,笔者使用的就是这一刊本)。 元禄本出版100年后, 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林述斋(衡)于宽政十一年(1799)将《五行大义》收入《佚存丛书》第一帙,是为佚存本。林氏号“天瀑山人”,《题五行大义后》称: 《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案,《隋书》本传载其著述之目,而独不及此书,魏郑公偶未见之耳。唐、宋《艺文志》亦不著录,岂早逸于彼欤?(引者按:《旧唐志》、《新唐志》有《五行记》,《宋志》有《五行大义》)书中所论皆阴阳五行之书,不过汉儒余论,然其文章醇古,非复唐以下所能为。而其所援证,往往有佚亡之书,今不可得见者。且萧以阴阳算术著称,见其本传,则此书之出萧手万无一疑。世之相距千有余年,而此书独完然乎我焉,其亦奇矣,安得不校而传之乎?己未竹醉日天瀑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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