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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吉与《五行大义》(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林》 钱杭 参加讨论

根据记载,萧吉直接参与了隋朝宫廷围绕着皇位继承而展开的激烈较量。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异之,赏赐优洽。
    房陵王,杨勇死后追封的爵号,此时虽居太子位,但已出现了继承危机。文帝“思宠始衰,渐生疑阻”,独孤皇后、杨素也已达成了联手推动废立的默契。《隋书》卷四五《杨勇传》称太子对种种于己不利的危险迹象颇有察觉,但只是“忧惧,计无所出”。他召新丰人王辅贤占候(造诸厌胜),在后园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政治上得不偿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实。他对文帝报告说:“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也表现出心乱如麻的精神状态。萧吉主持的“东宫赶鬼”,是一出闹剧,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损害。本传称萧吉“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顾问。”
    萧吉又奉文帝之命参与了隋宫廷几次丧葬典礼的安排。文帝对他的意见虽很器重,但并非言听计从。本传:
    及献皇后崩(按:仁寿二年,602年),上今吉卜择葬所。 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
    能说出“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的话的皇帝,毕竟不是昏君。短短数语,虽然缓缓道来,其实暗藏深意,语气相当严厉。表态之后,“竟从吉言”,既说明文帝通情达理,不拂老臣面子,又表明对“卜择葬所”之类“游戏”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手腕非常高明。萧吉知道文帝虽然对自己假以辞色,但十分勉强,因此一直到次月,还试图用一些神奇的旁证来加深文帝对皇后墓地风水的印象。他呈一奏表,称: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
    萧吉编出这番“神话”,用心可谓良苦。
    皇后墓地建好以后,文帝准备亲自送殡。萧吉上奏劝谏:
    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按《通志》作“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
    这一次文帝不再掩饰己意,而是很干脆地拒绝了萧吉的建议。风水既然好得无以复加,文帝亲自为甘苦与共的结发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于情于礼,萧吉的看法都不免离谱。但实际上,萧吉却另有难以直抒胸臆的苦衷。《北史》本传称萧吉退出宫廷后,对他的族人萧平仲说了一段很值得捉摸的话:
    皇太子(按,扬广)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时任左卫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此番剖陈说明了几点:一,萧吉与杨广之间早有默契,太子废立完成于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据萧吉自称, 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很深地卷入了这场宫廷剧变的酝酿,且属于晋王一党。二, 仁寿二年(602)萧吉奉文帝之命为独孤皇后卜择墓所,所谓“历筮山原……具图而奏之”云云,实际是在借花献佛。萧吉受已立为太子的杨广的密托,选择一块务必使他“早立”、亦使文帝早亡的葬母之地,代价是杨广即帝位“之后,当以富贵相报”。萧吉所选墓地的风水,保证杨广四年以后可登大宝。三,萧吉此前力劝文帝不必亲自为皇后送葬的真实理由,原来并不是什么“本命辛酉”,而是因为皇后墓地风水的气运已经应验,文帝如临丧,显示的将是葬隋之兆!杨广立储两年,真面目逐渐显露,已令众多竭诚拥立者心寒,萧吉所说“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这一上当以后的恍然大悟。四,萧吉关于皇后墓地风水之利,可保隋朝国运“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评语,是文帝同意按图建墓的理由。现在,萧吉亲自揭穿了这一评语的秘密,原来那是“绐云”,也就是蒙骗皇帝的假话。“二千”,可拆为“二丿十”,合观即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书》谓“三十二运”,《北史》、《通志》谓“取世二运”,《通鉴》引为“取世二传”,因“世”可拆为“卅”,“二百”也可拆为“三十二”。萧吉以拆字法自我营造了一个高明的“预言者”的形象,虽然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勉强。杨广即位后(605), 萧吉官升一级,“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开府”。这个官职离炀帝许诺的“富贵相报”当然差距很远,但总算没有赖帐食言,或杀人灭口,毕竟论功行赏了。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萧吉在任上去世,时间估计在公元606 年前后。这样,萧吉享年约在75岁上下。在他死后,皇帝对他又有所表彰。在今本《五行大义》的自序中,记录了他的最后官衔为“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按官品为从一品,(注:《文献通考》卷六六职官二十。)这显然是属于“哀荣”的追封,而非实授。由此也可见出萧吉在炀帝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萧吉的一生,身经四朝十五帝,有着罕见的丰富阅历。青年时昂首为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帜入仕北朝,锋芒不减;老年时却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与弄臣,与闻密谋,充当鼓手。虽然头脑可能一直很清醒,亦为自己留下了申辩的余地,但终究有亏清誉。在很多方面,写了《五行大义》的萧吉都颇似西汉末年写了《五行传》的刘歆。(注:参见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第七章第三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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