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在我们应当讨论《五行大义》的传播过程和几个重要版本的源流。
    日本国内最早提到《五行大义》的文献，是成书于公元797 年（延历十六年，唐德宗贞元十三年）的《续日本纪》。该书卷二十“天平宝字元年十一月”条（757 ）记载孝谦（称德）天皇主持制定《诸国博士医师任用法》。其文是：
    敕曰：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以）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传生者《三史》；医生者《太素》、《甲乙》、《脉经》、《本草》；针生者《素问》、《针经》、《明堂》、《脉决》；天文生者《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簿赞》、《韩杨要集》；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者《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并应任用。
    孝谦天皇是圣武天皇的女儿，749年～757年在位；“藤原仲麻吕之乱”后取淳仁天皇（758年～764年在位）而代之，重祚为称德天皇，执政至770年。757年所颁法令中出现《五行大义》，说明《五行大义》传入日本的时期，当在这之前。由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 ）魏徵编撰《隋志》时《五行大义》尚未出现，因此有可能见到《五行大义》并带着这本书回国的，应该是656 年以后出使中国的日本遣唐使及其随行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在时间上具有可能性的，有以下几次：
    第四次遣唐使坂合部石布，659年（斋明五年）出发，661年（斋明七年）返日；
    第五次遣唐使守大石，665年（天智四年）出发，667年（天智六年）返日；
    第六次遣唐使河内鲸，669年（天智八年）出发，返日时间不明；
    第七次遣唐使粟田真人，702年（大宝二年）出发，704年（庆云元年）返日；
    第八次遣唐使多治比县守，717年（养老元年）出发，718年（养老二年）返日；
    第九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733年（天平五年）出发，734年（天平六年）返日；
    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752年（天平胜宝四年）出发，754年（天平胜宝六年）返日。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后三次。随第八次遣唐使于717年入唐的， 有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昉等人；18年后，吉备真备、玄昉随第九次遣唐使于734年归国， 而阿倍仲麻吕在归途中遭遇海难，从此失去了回国的机会。他后来返唐永居，取名朝衡，770年死于长安。第十次遣唐正使藤原清河回国时也遭遇了海难， 脱险后滞留中国，但副使船却征服了风浪回到日本，著名的唐朝鍳真和尚就是随这次副使船于754年抵日的。据此看来， 有可能携带《五行大义》到日本的，或许是717年入唐、734年回国的吉备真备和玄昉。日本史书记载，两人经过近20年的留学，不仅领会和掌握了许多精深的学问，而且还带回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图书，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条可能的路线，是从陆路经由朝鲜半岛、渡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但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无法作进一步的推论。
    天平宝字元年（757 ）提到的《五行大义》显然是日本最早的一个版本（以下略称为“天平本”），并且它也可能是最接近萧吉未刊原稿的一个本子，对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 ）以后宗教思想与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或许就是这个本子。成书于宇多天皇宽平三年至九年（891～897）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注：藤原佐世著，我国有遵义黎氏校刊，古逸丛书本。）在第36 类中著录了“五行家”汉籍919卷，其中有“《五行大义》一”（未提及作者）。“一”，当为一册、一部之意（如现存《常州先哲丛书》中的《五行大义》就是五卷一册），应该也是指天平本。当时日本的贵族、僧侣和政治家，多以能直接从《五行大义》中摘录文句，作为政治、观物、养生、服色、医疗、礼节、仪式的权威依据为时髦。中村璋八经过艰苦的努力，从日本许多古代典籍中搜寻《五行大义》的踪影，发现了大量的线索。如平安前期，在《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875 ）阴阳寮的奏言中有“萧吉九篇”的记载；在菅原为长的《管蠡抄》（成书于901～930年）中有《五行大义》四条引文；在具平亲王的《弘决外典抄》（成书于991 年）中有十二条引文； 在惟宗允亮的《政事要略》（成书于一条天皇年间， 986～1011）残卷中有四条引文和重要的发挥； 在汉文诗人藤原公任（966～1041 ）的《北山抄》中有一条引文。 平安后期， 在藤原赖长（1120～1156）的日记中有他阅读和引用《五行大义》的多处记载。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1），引用《五行大义》的范围更为扩大，如在《诸道勘文》（平安末年辑，《群书类从》本）中有八条引文；在沙门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中有七条引文；在素寂的《紫明抄》（内阁文库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医家千字文注》（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贺茂在方的《曆林问答集》（群书类从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在盛的《吉日考秘传》（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丰原统秋的《体源抄》（古典全集本）中有四条引文，等等。镰仓后期至南北朝时期（1331～1392），菅原、藤原两个贵族集团甚至竞相利用《五行大义》中的文句来确立年号，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如菅原在兼根据《五行大义》“国家安宁，长乐无事”之句提出“安长”年号，藤原资名则根据《五行大义》“顺天之化，长养万物”之句提出“长养”年号。据《元秘抄》、《改元部类》（宫内厅书陵部）等文献的记载，从花园天皇庆长元年（1311）开始，此类争斗共发生了15次。（注：详见村璋八《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第二章，155～163页。明德出版社，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