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正史类13种，杂史类10种，职官类2种，杂传类3种，地理类4种；
    子部：儒家类9种，道家类7种，法家类2种，杂家类11种， 农家类2种，小说类1种，天文类3种，兵书类2种，五行类5种，艺术类1种，杂事类2种，医术类4种；
    集部：集类4种，其他类4种。
    所引文献共4部，30类，173种。在这些被徵引的书目中，有目存文佚的古籍，如《三礼义宗》、《黄帝九宫经》、《河图》、《星图》、《乐纬》、《龟经》（以上俱见《隋志》）等；大量的则是不见于今本的佚文和异文。如《帝系谱》、《相书》、《太玄经》等，《太平御览》虽有引用，但文句有很大的出入。另如宋氏《易》、《尚书大传》、蔡邕《月令章句》、翼奉《齐诗学》、《礼三正记》、《五经通义》、《春秋释例》、《太康地记》、《三五历纪》、《甘公新经》、《石氏天官》、《六艺论》、《五经析疑》、《圣证论》、《字书》、《帝王世纪》、《尸子》、《文子》、《桓子》、《新论》、《物理论》以及各种纬书的零散文句，虽大多已收入清朝学者的辑佚类著作中，但还有不少为《五行大义》所独有。清儒陈乔枞著《齐诗翼氏学疏证》，（注：有道光二十四年《左海续集》本。又见于《清经解续编》卷一一七六。）就是充分利用《五行大义》所引翼奉《齐诗学》片断校勘今本的典型。兹引数段以为佐证。
    《齐诗翼氏学疏证》卷上：“故其声贬以疾，其和平以均。”
    枞案：“均”旧讹作“功”。今据《五行大义》订正。
    “其声疾以虚，其和短以散。”
    枞案：“疾”旧讹为“散”，“短”旧讹为“断”。今并据《五行大义》订正。
    《汉书注》：“木刑在未，水刑在辰。”
    枞案：两“刑”字旧讹作“利”，“未”讹作“亥”。据公休引翼氏风角言木落归本，未者木之所葬，是归其根，知“亥”字为“未”之讹也。《五行大义》引翼氏说，云“木刑在未，水刑在辰”，足证两“利”字是“刑”之讹。
    以上是正面肯定《五行大义》的文献价值。但陈乔枞也清楚其局限，指出：“萧吉《五行大义》本传自外国，中多舛误，兹校其可知者为订正焉。”（同上书，卷下）明显属于萧吉传讹的一例是：
    《五行大义》云：“郑注《礼·中庸篇》，言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诗纬》等说亦同。枞谓：《诗纬》皆用《齐诗》说。翼氏治《齐诗》者，其言五性以智属水，以信属土，则《诗纬》之说亦当与翼氏同。萧氏所见《诗纬》，盖文讹耳。……据此，则《中庸注》亦皆文讹可知也。
    除陈乔枞外，孙诒让也很成功地利用了《五行大义》。他引《五行大义》校勘《文子》，（注：《札迻》卷四《文子》徐灵府注，蒋氏景宋刊本、钱熙祚刊本、杜道坚缵义本、顾观光校勘记校、俞樾《读文子校》。光绪二十一年（1894）籀膏刻本，光绪二十年（1895）修版。）主要有以下成果：
    《九守篇》：“二月血脉……四月而胎。”
    案：萧吉《五行大义》论诸人篇引“血”作“而”，“胎”作“肌”，余并与今本同，则隋唐旧本已如是。
    “肾为雨，肝为雷。”
    案：《五行大义》引此及《淮南子》并作“肾为雨，肝为电”。
    “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
    案：《五行大义》引作“与天相类而心为天”（此字误）。上文两以天与人相比况，而不及地，则此句似本无地字，萧本为善。
    《微明篇》：“天有五方，地有五行。”
    案：《五行大义》论诸人篇引作“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前《九守篇》亦云“天有四时五行”，足证今本以五行属地之误。
    “上五有神人、真人……中五有公人、忠人……次五有士人、工人……”
    案：《五行大义》引此二十五人，惟“上五”与今本同，以下作“次五有德人、贤人、善人、忠人、辩人；中五有仁人、礼人、信人、义人、智人；次五有仕人、庶人、农人、商人、工人；下五有众人、小人、驽人、愚人、完人”，与今本差异。萧氏又备释二十五人之义，与所引符合，则今本为传写之误明矣。
    “所谓道者无前无后。”
    案：《五行大义》引“道”下有“人”字，是也。此以上并释“上五神人、真人、道人、圣人”之义，故萧吉云：“《文子》发言二十五人，论止有四”是也。今本脱“人”字，则似泛论“道”字，上下文意全不贯属矣。
    由于《五行大义》的创作本旨不是辑佚，因此，虽然它对于某些残缺古文献的校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我们对其价值进行认定的基础，仍然不能认为主要是文献学的，而应该是思想史的。萧吉的广徵博引、包罗万象，为后人清理出了一条追寻隋以前中国五行思想发展历史的清晰脉络。在这个意义上，萧吉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古）五行思想的一位杰出的总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