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文透过对历史的研究，探讨唐代与五代（618～960）时期阿拉伯半岛与中国的关系，并论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内，两地通过伊斯兰教在贸易、外交和文化上的联系。本文还将清楚地显示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根源和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的共同体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某些学者与专家认为回族形成于元代（1271～1368）的观点相对照、本人的观点是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极有可能始于唐代。尽管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论述，但是我希望读者将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交流不能不对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本文还将试图讨论的其它问题是由代表团、使节和宗教传教士所进行的意义不明确的访问，那些传教士据说早在先知穆罕默德有生之年就从麦地那来到中国进行他们的传教活动，并且在中国的城市中定居下来。中国的研究人员仍然紧紧地抓住这些使团若隐若现的日期和目的不放，如果他们确实存在的话。我研究过那些在广州的传教士墓碑上的碑刻铭文。近来学术界关于这个使团到中国来的真正原因的讨论与另一场关于中国清真寺历史的讨论相关连，我认为我的观点比较适当，而我的这种观点同某些人拒绝承认唐代在广州、长安、泉州、扬州等城市中有清真寺存在的观点相抵触，而这些港口城市在唐代确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存在。
    希望这项研究能够清楚地揭示出唐代与五代时期伊斯兰教国家与中国之间文化与外交关系相互交流的历史。
    一、引发争论的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使团
    汉文史料认为在唐高祖于618年取得政权、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产生之前，阿拉伯处在初级的经济活动状态之中；大约在622 年（注：布鲁姆·霍尔·马歇尔：《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8页，12-13页，伦敦，摩治恩与斯拷特，1910。）， 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广州建立了商行代理处（迁徙之前）。
    唐代汉文史料指出自从太宗皇帝（627～649）即位以来，就有阿拉伯人的存在。汉文文献提到这些外国人的国家位于中国西部，在某一时期繁荣发达，而在另一时期则又衰落下去（注：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尤索夫，李华英译），7-9页，26-28页，33-37页，40页，51-55页，85页，98页，539页，646-649页，669-671页，外国语言出版社，北京，第1次印刷，1991（阿拉伯语）。）。
    似乎到628年， 来自西方的外国人开始内部通婚并融入了中国的社会之中。因此，在628年， 中国皇帝发布诏书禁止中国妇女与外国人结婚（注：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尤索夫，李华英译），7-9页，26-28页，33-37页，40页，51-55页，85页，98页， 539页，646-649页，669-671页，外国语言出版社，北京，第1 次印刷，1991（阿拉伯语）。）。
    从那以后，由于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人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他们中有一些人住在中国，娶了中国妇女为妻并逐渐成为中国政府的臣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在阿拉伯人共同体在中国某些海港与城市逐渐发展之时，在阿拉伯半岛爆发了一场伟大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剧变--伊斯兰教的崛起。关于这一重要事件，中国朝廷十分肯定，存在着出人意外的证据，《旧唐书》提到“在安西（伊朗）西部的大食地区，政权现在掌握在古莱氏（Quraysh ）部落手中， 古莱氏部落中有本尼·哈希姆（Beni ～Hashime）和本尼·马玩（Beni～Marwan）两大家族， 从哈西姆家族中出了一个既勇敢又富有智慧的人，他同他的敌人作战并且成为亚斯里布（麦地那）（Yathreb）统治者”（注：《旧唐书》148章，大食（汉语）。）。这个既勇敢又富有智慧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先知穆罕默德。
    在先知迁徙到麦地那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之后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中国朝廷，这是作者的观点。然而汉文史料中关于先知及其在有生之年的活动十分散乱，这里的资料是从汉文和西方资料中整理出来的，其中的一些需要仔细推敲。
    假定阿拉伯半岛的新领导人在他们为传播新宗教而战斗之时并未忽视中国的作用，这是符合逻辑的。各种各样的汉文史料都可以追溯到明代，象何乔远著的《闽书·方域志》；而且在西方的史料中也包含有来自麦加或麦地那阿拉伯使团的某些暗示。当其他的人以外交使团的身份来中国期间，另外一些人则是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注：莱斯里·唐那德·达尼儿：《伊斯兰教在传统中国，1800年史略》，69页，堪培拉，提高教育大学，1986，参看F.S.追克，唐代的穆罕默德主义，穆恩门塔·斯瑞卡，北京天主教学院东方研究杂志，8卷，1943，26-27页。 参看江苏考古研究所，朱江：《扬州与穆尔坦伊斯兰文化的历史遗存》，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