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及其它资料说，在先知穆罕默德有生之年，有四个人从阿拉伯半岛来到中国，第一个人到达广州，第二个人到达扬州，第三个和第四个则到泉州（注：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尤索夫，李华英译），7-9页，26-28页，33-37页，40页，51-55页，85页，98页，539页，646-649页，669-671页，外国语言出版社，北京，第1次印刷，1991（阿拉伯语）。）。作者认为，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已经确定了第一个的墓穴， 第三个和第四个（先知的舅舅Sahaba-companions）则以他们居住的城市而著名。 在伊斯兰教节日庆典活动期间，穆斯林们经常来参观这些墓穴遗址。第二个人的墓穴最近在扬州发现，在墓穴中，挖掘者发现了一个蓝色的杯子，上面写有阿拉伯文字（真主至大）（注：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尤索夫，李华英译），7-9页，26-28页，33-37页，40页，51-55页，85页，98页，539页，646-649页，669-671页，外国语言出版社，北京，第1次印刷，1991（阿拉伯语）。）。根据这个发现，一名中国的研究人员、扬州博物馆的朱江认为这个人信仰伊斯兰教，在武德皇帝（618～626）统治期间来到中国（注：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尤索夫，李华英译），7-9页，26-28页，33-37页，40页，51-55页，85页，98页，539页，646-649页，669-671页，外国语言出版社， 北京，第1次印刷，1991（阿拉伯语）。）。《闽书》也有类似记载， 因为与此同时发生的事件是有一个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宗教使团来到中国（注：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尤索夫，李华英译），7-9页，26-28页，33-37页，40页，51-55页，85页，98页，539页，646-649页，669-671页，外国语言出版社，北京，第1次印刷， 1991（阿拉伯语）。）。
    然而，关于这几个人历史情况真实性的质疑和争论在中国学术界一直都在继续。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碑刻是在唐代以后才被挖掘出来的（因为不存在与唐代有关的考古学证据）（注：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尤索夫，李华英译），7-9页，26-28页，33-37页，40页，51-55页，85页，98页，539页，646-649页，669-671页，外国语言出版社，北京，第1次印刷，1991（阿拉伯语）。）， 而其他的研究人员，象刘汝醴，南京美术学院的一名教授，他于1983年参观过广州的圣墓，认为墓穴中的标杆和柱子属于唐代（注：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尤索夫，李华英译），7-9页，26-28页，33-37页，40页，51-55页，85页，98页，539页，646-649页，669-671页，外国语言出版社，北京，第1次印刷，1991（阿拉伯语）。）。一名中国的科学家杨鸿勋在1984年说他同意刘教授的观点，并且补充道：在两个墓穴里面的通道看上去象一只马蹄形，木柱呈仿锤形立柱形状，这是南北朝（265～589）时期中国在墓穴建筑方面的普遍流行的工艺技术（注：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尤索夫，李华英译），7-9页，26-28页，33-37页，40页，51-55页，85页，98页， 539页，646-649页，669-671页，外国语言出版社，北京，第1 次印刷，1991（阿拉伯语）。）。
    1997年6月，笔者亲自参观了广州的圣墓， 并且注意到标杆和柱子这两种都与南朝墓穴建筑中习惯用的和唐代普遍流行的形式相类似，这种形式的类型在中国被广泛地使用过（注：1997年6 月在泉州对阿拉伯与穆斯林墓穴群的碑刻和书法，以及可以追溯至唐代、明代的伊斯兰文化历史遗存的访问研究。）。
    笔者同意许多中国研究人员的看法，即认为那些墓穴可能属于那些来自麦加或麦地那的人们，他们在先知穆罕默德生活的时代作为首批伊斯兰教使团来华，或者由于个人需要，或者是自愿来中国传播新宗教。
    其它的资料也报道有一个似乎是由阿拉伯半岛官方派遣来的使团。安柱·费德利（Andrew Findly ）确信存在着一个在先知穆罕默德生活的时代曾有一个阿拉伯使团访问过的最终的记录。这个使团在唐长安（今西安）觐见了皇帝，并且在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经过中亚和波斯，返回了阿拉伯半岛。根据中国人的看法，皇帝派人在使团返家旅途中充当向导（注：瑞威，G·费德里·安拉，O.B.E. ：《今日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中亚社会皇族杂志，19卷，1932年1月，P90。参看O.C 克绕·费德：《穆罕默德主义对中国智慧的需求》，无日期，燕京大学图书馆，Schow，P2。）。
    据此，在先知穆罕默德生活的时代，阿拉伯使团被派遣来中国，或者他的一些伙伴（Sahaba）自愿来到中国都是可能的。这有助于了解希吉拉历7年（628）先知派遣使团到波斯、罗马、阿比西尼亚和其它的地方（注：伊本·阿尔·阿塞儿，依本·阿尔·侯塞因，伊本·穆罕默德·宾·阿布迪al－karim，al－kamil Fl al Tarikh，对一个研究群体的修订与说明，两部分，Dar al－Kitab al－Arabic，贝鲁特，P143（阿拉伯语）。）。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向往，因为他曾鼓励他的同伴（Sahaba）和他的民族（Umma）追求知识，尽管学问远在中国。况且先知穆罕默德曾几次旅行到过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或许他曾在那儿遇到过中国商人或来自中国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注：阿尔·马苏迪，阿布·侯塞因·阿里，B ·阿尔·侯塞恩：《黄金草原》，前引书2部分，P278（阿拉伯语）。）。 在前伊斯兰教社会时期的麦加就已经懂得中国丝绸和铜镜等奢侈品，而且在麦加和麦地那的妇女也知道一些中国名字，象美，在汉语中是“美丽”的意思。这正如伊拉克的历史学家哈迪·阿拉威（Hadial al－Alawi）所说，在前伊斯兰教时代，很有可能有一些中国妇女带着这个名字到过阿拉伯东方，而且阿拉伯人很喜欢它，并给他们的女儿起用这样的名子。著名的阿拉伯诗人阿尔·那比哈·阿尔·祖比尼（Al－Nabigha al－Zubiani ）的爱人就起过这个名字（注：哈迪·阿尔·阿拉威：《在中国与阿拉伯文明之间的历史关系》，Majallat al－mada al－Thagafiya，尼科西亚， 塞浦路斯，1993（1），P27（阿拉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