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这篇研究报告意指阿拉伯半岛与中国在唐代（618～977）和五代（907～960）时期的伙伴关系。这在阿拉伯半岛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伊斯兰教的崛起和麦地那政权的建立恰好同时发生，随着早期伊斯兰教的外交使团于651年、653年和655年被派遣到中国， 从而使得阿拉伯半岛地区与中国在这一时期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从那以后，外交使团、贸易家和传教士就继续不断地来到中国。这一时期，随着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中国的贸易活动和社会经济与文化活动的展开，清楚地揭示了唐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认识，同时也更加清楚地揭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根源及其在中国对文化与社会的影响，特别是经过中国的学术界就关于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的确切日期和象回族这样主要起源于阿拉伯-波斯人的中国伊斯兰教民族何时形成诸问题的讨论之后。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与阿拉伯半岛之间这种广阔的联系和整个有唐一代半岛商人与居民在中国的这种值得注意的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具有一种明显的文化冲击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依然能够找到。许多学者认为回族开始于元代（1271～1368）。但是作者认为回族或许可以追溯至唐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史料中都提到在唐朝时期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内部通婚（注：穆塔哈·b ·塔黑尔·阿尔·马克迪斯：《开端和历史之书》4卷，巴黎，1907， 藏于巴格达阿尔·穆斯萨那图书馆，P20-21（阿拉伯语）。）， 在中国的穆斯林共同体被经常提到。
    在唐代内部通婚的可能性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为这些商人不可能总使他们的妻子伴随在身边。从中国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内部通婚的证据，如628 年禁止外国人带着他们的中国妻子返回阿拉伯的诏书。在长安836 年的一块碑文严格地陈述了私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包括婚姻遭到禁止，但是，根据莱斯里的观点，这项法令遭到惨败，许多外国人都采纳了中国人的习惯并娶了中国的妇女为妻（注：唐那德·莱斯里，前引书，P34。）。
    许多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肯定与中国妇女结婚了，而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国妇女在结婚之前，必须皈依伊斯兰教，因为穆斯林不允许与不信仰真主者结婚。安拉说：“不要与无信仰者结婚，直到她们信仰为止。”（注：《古兰经》，《黄牛章》Ayah，221。 ）而他们的子女一出生便已是穆斯林。
    由于这种内部通婚，使得出现在1114年的人被中国北宋政府称为“五世蕃客”，宋代的统治者发布了一项特别的法律以解决在他们之中所产生的遗产继承争端（注：伊卜拉希曼·冯今源，前引书，P15。 ）。这些事实指出了回族在唐代的根源。
    这项研究试图通过对中国南方地区的清真寺中所发现的墓碑和古老的伊斯兰教石刻所进行的研究，解决那些旅游者、代表团和意义不明确的外交使团以及在先知穆罕默德有生之年从麦地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问题。
    它还试图通过讨论《古兰经》、圣训和逊奈以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内外政治与文化的历史，来论证在中国的广州、长安、扬州、泉州和其它城市及港口存在着伊斯兰教共同体的观点。根据在这些城市中的《古兰经》和逊奈，穆斯林清真寺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缺少了清真寺就意味着缺少穆斯林。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试图证明唐朝时期，在中国城市与其它地区，无论在哪里都有穆斯林清真寺存在的原因，有时我们觉得考古学家的观点将是可信的。
    这篇文章还总结了在中国--阿拉伯与伊斯兰教关系的联系中，阿拉伯半岛是首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地区。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稳定的外交关系在聪明的哈里发与倭马亚王朝时期建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中国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导致中国在伊斯兰教征服时期保持中立性，从而使中国拒绝答应与中亚建立联盟来反对来自阿拉伯半岛中心的伊斯兰教军队的到来。
    中国的这种立场有利于伊斯兰教的征服和伊斯兰教在世界许多地方的传播。在笔者看来，这是伊斯兰教领导人对中国所采取的灵活的外交政策的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