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还有很多的细节描述：“阿拉伯人长着络腮胡子，体形非常高大，他们的女人非常漂亮，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唐书还描述道：“阿拉伯出产骆驼和马，他们都佩戴着锋利的刀剑，他们的人民都是勇敢的战士，他们的土地是沙漠，不能耕种”，“他们只喝骆驼奶和牛奶，也有米饭和其它的食物。在661年和663年间，他们战败了罗马人和波斯人并且派遣了一支400000 多个士兵组成的军队去远征印度普罗哈曼（Prahma）并占领了许多国家。”（注：《旧唐书》，148章， 大食的说明。）
    汉文资料统计，在651～800年的150年间，有来自大食的使节34 次，包括哈里发奥斯曼和阿里统治时期、 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750～847）时，那些使节都是在阿布拉巴斯（Abualabas）、阿尔·曼苏儿（Al－Mansour）、阿尔·马赫迪（Al－Mahdi）、阿尔·哈迪（Al －Hadi）和哈瑞恩·阿尔·拉希德（Harun al－Rashid ）统治期间派出的（注：阿尔·塞米尔，费萨儿：《阿拉伯与伊斯兰文明在远东的历史根源》（Algozur AL Tarikhya tithadara Al arabia Wa-Al Islamic F i Al Sharg Alagsa）；阿尔，塔利亚出版社，巴黎，1977，P9（阿拉伯语）。）。根据《唐书》和《册府元龟》及档案资料记载，在倭马亚王朝时代有17次使节来到中国，在阿巴斯王朝时代有15次使节来到中国，在哈里发奥斯曼统治时期到中国来的至少有2次。
    655年来华使团中的外交官也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因此，从651年到唐代结束，有数十个阿拉伯的外交使团来到中国。唐代政治稳定的结果，使唐朝在和平、安宁以及民族平等的氛围中维持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从而使得阿拉伯和中国展开了丰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交流。在这一时期，阿拉伯人成为一支主要的世界力量而取代了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在这片国土上，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意识到只有他们才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政权。因此，他们都尽可能地避免任何矛盾冲突或对抗，否则他们中没有一方会得到好处。所以，他们双方都在努力地维护有利于他们的真诚的关系。据此，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最终发现他们自己就是影响着重要的贸易路线和在红海、阿拉伯海湾与印度洋等具有战略意义水上通道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主人。
    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建在巴格达实际上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商业性举措，因为与远东的贸易通过阿拉伯海湾沿岸的阿尔·乌布拉赫·苏哈（Al-Uhullah Suhar）港，西拉夫（Siraf ）港和巴士拉港口第一次将巴格达到中国的海上路线联系起来。另外，还有一个阿曼港口（Oman）起着进口与出口和储存来自中国、印度与非洲的货物的双重作用。而且，巴格达的建立为阿拉伯同中国四个主要港口城市杭州、广州、扬州和泉州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哈里发阿尔·曼苏儿（al- Mansour）十分重视巩固加强他同中国的联系。 这是由于他充分认识到远东，特别是中国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重要作用。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加法·阿尔塔比瑞（Abu Gaafur al-Tabari）的描述：“阿尔·曼苏儿于公元762年将巴格达作为新首都建造之时， 他说：‘这就是底格里斯河，而且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们同中国相分离。’”（注：阿比·加法·穆罕默德·伊本·格瑞·爱尔·塔比瑞，《 TarikhEl-Fabari:Tarikh El Russel wal MulukTabari》，（史：先知与国王史）。穆罕默德·阿布·爱儿·法迪尔·伊卜拉赫曼修定，开罗，P614。参看伊本·爱儿·阿瑟尔，前引书，P14。 ）另外一个促进中国--阿拉伯商业贸易交流的原因是中国唐代所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这个经济政策的基础则是保护穆斯林和外国商人的利益，以及在文化与其它方面的优惠措施，在这种关系中，《印度和中国商人纪行》一书的作者提到在广州城有一个由中国皇帝指定的穆斯林法官，根据沙里亚法裁判穆斯林的事务，其演讲和祈祷都是求真主保祐穆斯林的哈里发。他的裁判令那个地区的阿拉伯穆斯林非常满意，因为他们都是遵照《古兰经》和“逊奈”去做的（注：《印度和中国商人的纪行》，P34。 参看《对古代印度与中国的描述》，前引书，P7-8。）。
    有关访问、使团以及据说在先知有生之年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宗教传教士问题的明显疑问，苏莱曼·阿尔·斯拉菲提供了有关在唐代具有较好组织的穆斯林共同体的存在较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引发了对另外一个问题的讨论，面对学者们感兴趣的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问题，即伴随着大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到来，清真寺在中国城市与港口建立的历史，唐代在许多地方如广州、扬州、杭州、长安和其它城市建有清真寺，这些城市中至今仍然存在着古老的清真寺，而这些清真寺建立的确切时间至今仍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