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征引诸书，一般说较下功夫，并不一味因袭旧的类书。例如北周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唐代的《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类书都有征引，但上述二书征引该书文字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正文、注文连写而不加区别，使人无法辨别孰为正文，孰为注文。但本书征引《荆楚岁时记》却克服了上述毛病，将正文、注文区分的十分清楚。这说明，《太平御览》在编修时，尽管参酌、采录了以前的类书，并没有一味地、简单地作“二道贩子”，而显然是对不少引文都检核了原书，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太平御览》在引书方面也不是没有不足和错误，在这方面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①所引一书的书名不统一。如《〈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按即引书目），列有两部书：一部是《宋永初古今山川记》，未署作者名氏；一部是刘澄之《宋初古今山川记》。查卷四八《羊山》条，征引有《宋永初山川记》，卷四九《昭山》条、卷一六四《泾州》条同。卷五六《沧浪水》条，征引有《永初山川记》，卷一六九《沔州》条同。卷一八三《居处部》征引有刘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记》。这些书名，都与《图书纲目》所列不同。这里极大的可能是：《图书纲目》所列二书，本是一部书，由于征引时省改书名，致误成了两部书，从省改的情况看，我们很难断定所引究竟为哪一部书。②有些书名似是篇名。如《图书纲目》中所列：《立后土国语》、《讽谏木国语》、《见君大韩子》、《杀谏庚符子》，似都不像书名，而像篇名。至如，《晋书州郡志》、《宋书州郡志》之类，则显然是篇名，不应与书名等列。③有些引文脱略书名。如卷二七一引刘向《新序》论兵事，其“又曰”云：“乐毅以弱燕破强齐七十余城者，齐无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绍五万者，袁无法故也……”这里所谓“又曰”，按其通例，是继续征引刘向《新序》。然则，刘向是西汉末年人，怎能预知东汉末年曹操、袁绍争战之事？这所谓“又曰”，显然是别为一书而脱去了书名。这种情况，对于一部成于众人之手的千卷大书来说，有所疏失就不足怪了。
    《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是两部各自独立又有关联的书。宋郑樵说：“《御览》之外，采其异而为《广记》。”（见《通志·艺文略·艺术类·类书下》）明人谈恺在嘉靖丙寅（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太平广记》时于书前记云：“夹漈郑樵，乃谓《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专记异事。樵自谓博雅，不知于《实录》、《会要》诸书曾考订否？”意思是说郑樵失考。其实郑樵的话并没有错，我们在前面所引诏书明言：“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可见郑樵说“《御览》之外，采其异而为《广记》”是与诏令意思相吻合的。谈恺歪曲了郑樵的话，把“之外”，改成了“别出”，这样便使《广记》有了从属于《御览》的意味，这是与郑的原意不相符的。但我们必须明确，《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所收资料范围是各有分工的，而且所下是一个诏令，足见二书确有不凡的关系，但它们又显然是各自独立的两部书，则是毫无疑义的。郑樵《通志·艺文略》既著录了《太平御览》，又著录了《太平广记》，足见郑樵对二书的关系十分明确，倒是谈恺，则不无“失考”之嫌了。
    宋修的第三部类书《册府元龟》是一部较为特殊的类书。如果说以前的类书大都具有百科性质的话，那么，《册府元龟》则是一部大型的专题性质的类书。这种专题类书的出现，是宋代对类书编纂的巨大发展。
    《册府元龟》最初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宋真宗说：“朕编此书，盖取著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取法。”（《册府元龟考据》）本书的命名，正是突出了“取法”，即龟镜之意。
    据《玉海》卷五四《景德册府元龟》条记载：“景德二年（1005）九月丁卯，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先后参加撰修的有钱惟演、刁衎、杜镐、戚纶、李维、王希逸、陈彭年、姜屿、陈越、宋贻序、陈从易、刘筠、查道、王晓、夏竦、孙奭等。其撰修的程序是：“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钦若暨亿参详，钦若等又自撰集，上用钦若等所撰为定，有未尽者，奉旨增之。”（《玉海》卷五十四《景德州府元龟》条）由于宋真宗亲自参与其事，所以特别下令：“编修官供帐饮馔皆异常等。”（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