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确是一部“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的类书，其特点主要如下：
    其一，所分部类与其它类书多有不同，其它类书大都唯博是务，动辄千类乃至数千类，（如《太平御览》即四千多个子目）而本书则只是限天文、地理和国典朝章。王应麟说：“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宋史》卷四三八《儒林·王应麟传》）因此，本书强调“制度典故”，较少支蔓。
    其二，本书立足于实用。如其“辞学指南”四卷，即有编题、作文法、诵书、编文、制、诰、诏、表、檄、露布、箴、铭、记、赞、颂、序、试、卷式、题名、宏词所业等二十个子目，全部讲述各类文章的作法，这是旧知识分子服务于封建王朝的基本功。或者说，是他们进入仕途的必修课程。例如“编题”，实际就是讲读书作笔记、积累知识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王应麟得之前人又在自己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他自己的读书和积累材料的方法就是：“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典籍异文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然后，每条重要材料命一个题目，这叫“初编”。材料积累多了以后，再把相同或相近的材料编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料，这叫“编题”。“辞学指南”开篇即讲述这个内容，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因为这是最基础的工作。
    本书特设“艺文”，亦是从实用角度出发。
    《玉海》的“艺文”共二十八卷，四十四个子目，每个子目都有小序，对这一概括性说明。如《论语》这个子目，其小序既引程子的话，说明“《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又引郑康成的话，认为是“仲弓、游、夏等撰定”。同时还引“正义”的话，指出《论语》当初是“以口相传受，故经焚书而独存。”简明地介绍了《论语》的成书情况，对了解这个子目显然十分必要。
    最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艺文”著录图书与一般书目或艺文志不同。一般书目或艺文志著录图书，皆以一部书为一个单位，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等等，有的或作提要，或有考辨。但本书“艺文”著录图书却不是以一部书为一个单位，而是以一个编题为一个著录单位。如在“汉史记”这个编题内，作者先引《汉书·司马迁传》，叙司马迁撰著《史记》的经过，继引《汉书·艺文志》，提到了“十篇有录无书”和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再引《唐志》，著录了裴烟《集解》八十卷，司马贞《索隐》三十卷，张守节《正义》三十卷，窦群《史记名臣疏》三十四卷，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注韩琬《续史记》一百三十卷，葛洪《史记钞》十四卷……最后引刘知几《史通》，评褚先生所补《史记》诸篇。看得出，在这个编题内，既有《史记》，又有诸续、补《史记》，还有音义、索隐、正义等诸家注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艺文”不仅列书名，还提供有关该书的重要资料。可以说，王应麟把图书目录和有关历史文献作了有机的结合，这在编制图书目录方面不能不是一个创新。
    其三，重简明，不堆砌材料。例如“艺文”类，在“汉冠盖里铭”这个编题下，作者引《水经注》，既说明了“冠盖里”的得名，又全文载录了《冠盖里铭》。但是在另一个编题：“汉李尤《围棋铭》、冯衍《车铭》，”则只是说“《艺文类聚》李尤《围棋铭》、《冯衍《车铭》、《杖铭》……”而不录铭文。这是因为，这些铭文已被《艺文类聚》所引录，而《艺文类聚》亦是类书，可以较方便地查到，因而这里不再重复。
    最后，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注重本朝的典制、故事。该书所引用的“国史”之类，今多已亡佚，因此，本书为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元代的胡助说：“《玉海》天下奇书也，经史子集、百家传记、稗官小说咸采摭焉。其为书也，至显而至微，至精而至密，至高而至深，至博而至约，凡天地山川、古今事物、道德性命、律历制度、文章礼乐、刑政兵农食货，靡不毕备……”（引文见元刻《玉海》胡序）元代的李桓也说：“是书纲罗天下之见闻，包括古今之故实，将使学者览之得以施诸用。”他认为《玉海》一书既博且要，强调“博既难矣，博而要者尤难。”（引文皆见《玉海》序）这些评论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使我们看到，前人对这部书的评价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