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题资料汇编
    专题资料汇编，是指为了说明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把有关资料按一定形式编排在一起，宋代的资料汇编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原书打散，按新的要求，择取其有关资料，与相类的它书资料编次在一起。一种是不把原书打散，而是完整或基本完整地将诸书编次在一起。前者可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为代表，后者可以确庵、耐庵编的《靖康稗史》为代表。
    《三朝北盟会编》原名《三朝北盟集编》，完成于南宋孝宗五年（1178）。本书是有感于靖康之祸而编集的，专收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女真所建金朝关系的有关记载，“起政和七年（1117）登州航海通虏之初，终绍兴三十二年（1162）逆亮犯淮败盟之日，系以日月。以政、宣为上帙，靖康为中帙，建炎、绍兴为下帙，总名曰《三朝北盟会编》，尽四十有六年（按绍兴三十年事独阙），分二百五十卷。”（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序》）其中上帙二十六卷，中帙七十四卷，下帙一百五十卷。值得注意的是，中帙仅靖康一年零四个月，却用了七十四卷的篇幅，足见其重心所在。
    本书的取材十分广泛。徐梦莘说：关于靖康之祸，“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诠次。”（同上）
    诸家有关靖康事件的专录，是本书取材的重点。徐梦莘之所以看重这些书，是因为这些专录，不论出自“缙绅”，还是出自“草茅”，他们所记，大都是亲身经历之事，具有无可争辨的第一手材料性质。例如马扩的《茆斋自叙》、赵良嗣的《燕云奉使总录》，都分别录了他们在宣、政间出使女真，拟议双方联合灭辽的具体情况，对研究这段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再如李纲的《靖康传信录》，详细记载了自己为相，率军民保卫汴京的情况，以及自己罢相始末，其史料价值亦不言自明。至于《靖康被虏皇族记》，专记徽、钦二宗及其眷属作为俘虏北迁以后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是《宋史》无由涉及的，具有明显的补史价值。仅据徐梦莘在书前所列的征引书目，这类著述就有七八十种之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这些记载，由于作者不同，亲历事件不同，甚至观察、评论事态的角度不同等等，故所记“各有所同异，事有疑信”（徐梦莘该书序），而编者所着重的恰正是这一点。因为很清楚，任何记载，都不可能没有笔者的倾向，而只有相互“参考折衷”，才能“其实自见”（同上）。可以说，徐梦莘不遗余力，搜集了这么多诸家专录，正是看重了它们的考史作用。
    政府公文和臣僚疏奏，都是历史的产物，或者说，它们既是靖康祸乱的见证，又是靖康祸乱的产物。不过，这些公文和臣僚疏奏，显然都是针对具体的事件而发，它们只能反映局部的情况，不能反映靖康事件的整个过程。因此，这些政府公文和臣僚疏奏并不能取上述诸家专录而代之，而只能作这些专录的补充和注脚。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梦莘把这些材料放在全书的第二位是十分恰当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第二位，仅仅是指本书所征引的数量和次第上，并不是说它们的资料价值比诸家专录还轻。事实上，政府公文和臣僚疏奏乃是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它们与其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叙述这些历史事件时，全文或部分征引这些资料，其价值便非同寻常：首先是证明确有其事，并非杜撰；其次是为研究这一事件提供了最基本、最可靠的资料，由此可以探求事件的本来面目。例如靖康二年二月，金人欲废赵氏而立张邦昌，秦桧有一个《申金人状》，反对这样做，希望仍存赵宋。乍看起来，秦桧似乎是赵宋的功臣，但细读其文字就不难看出：①秦桧所以这样做，“非特忠其主也，且明两朝之利害耳。”②秦桧声称“天生南北之国，方域至异也。”又称“……欲灭辽以取燕云之地……乃欲邀功业以兼人之地……”明白表示南北“方域至异”，燕云不当取。③认为张邦昌非其人，说：“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英雄必尽起而诛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为大金屏翰矣。”不难看出，秦桧的这一《申状》，貌似忠宋，实则完全是迎合金人口胃的一份自白书，充分暴露了他主张分裂、甘作金人“屏翰”的奴才嘴脸。这就不难考见，后来金人为什么将他及其家属放还，并在南宋执政二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