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靖康元年二月，钦宗迫于金人兵临城下的压力，下诏割中山、河间、太原三镇给金人。其理由是：“朕以宗庙社稷所系甚大，遂割三镇以寻懽盟。”并要求“尔等守臣，体予至意”，（引文皆见《会编》卷三六所引诏书）顺从交割。但是到了三月，由于金兵已撤，钦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竟重新下诏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誓当固守，朕不忍陷此三镇以偷顷刻之安……”（见《会编》卷四三所引诏书），这种毫无策略的出尔反尔，导致了金人第二次兵临城下，并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从这两件诏书，我们便不难看出靖康惨祸出现的必然性：它既有金人强大的因素，又有宋朝无能的因素，这两种因素相结合，其结果便合乎历史的逻辑了。
    至于有关重要人物的传记、行实、碑志，以及某些杂著等，徐氏在征引上把它们列在了第三位。这是因为，这些材料大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虽然程度不同，但这些材料中每每多有自谀成分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这类材料毕竟较完整地概述了一个人的一生，对研究个别人物显然是有参考价值的，甚至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细节，也可能有补充作用。因此，徐氏将这些材料放在前两类之下，是非常恰当的。
    除上述三类材料外，徐氏还注意引用一些专记辽、金情况的专书，如《亡辽录》、《金虏图经》、《金虏节要》等，都很有参考价值。
    据陈乐素先生于一九三六年统计，《三朝北盟会编》凡引书一百三十八种，其中已征引而未列入征引书目的十九种，书目已列而未见引用的十二种，足见徐氏搜罗之富。
    作为资料汇编，本书在征引使用材料方面有下列特点值得特别注意：
    ①其辞则因元本之旧。
    所谓辞“因元本之旧”，就是忠实地移录原文，不做改动或其它变动。古人引书多凭记忆，故引书每多“省改”，或者是仅仅引用其大意，至于文字，则多与原书不合。有鉴于此，故徐氏特别标明“其辞则因元本之旧”（《三朝北盟会编·序》），这应该是资料汇编的显著标志之一。
    ②其事则集诸家之说
    既是资料汇编，其记事便不主一家之说，而是网罗诸家记载，一一列出，以便省览。具体到本书，则是采用编年体，先列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何事，再顺次征引诸书有关资料。如卷二四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丁未，斡离不陷燕山府”条，便顺次征引了《陷燕录》、《北征纪实》、沈琯《南归录》、张汇《金虏节要》等书的有关记载。“其事则集诸家之说”，这是资料汇编又一显著特点。
    ③不私为去取
    所谓“不私为去取”，是指不以自己的好恶作有选择的节录或省略，而是原原本本，客观地、不遗漏地忠实引用有关资料。这种不以一己之见而对有关资料妄加删存的作法，应该是资料汇编征引资料必须恪守的原则之一。
    ④不妄立褒贬
    “不妄立褒贬”，就是对所征引的诸记载不加品评，而只是客观地罗列。如卷一八关于金太祖阿骨打有几个儿子的记载，顺次征引了《松漠记闻》、《神麓记》、《金虏节要》及《金国太祖实录》，但只是客观地罗列材料，不作孰是孰非的按断和评论。这种作法，可免去读者先入为主之见，有益于更好地折衷判断。“不妄立褒贬”，也是资料汇编的显著特点之。
    以上四条，既是资料汇编的特点，又是资料汇编具体的辑录文献的原则。如果说作为资料汇编与其它书有区别的话，那么，其区别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