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老说：“《册府》取材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补史。”（影印《册府元龟》序）他举例说，如《魏书》，南宋以来即有缺页，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其卷三八刘芳上书言乐事，引《魏书·乐志》仅一行，即注“原有阙页”；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亦说此页“无从考补”，仅从《通典》补得十六字，而《册府元龟》卷五六七竟有此页的全文。由此可见其价值之一斑。
    不过，《册府之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引文不注出处，这大概与取材不滥有关。尽管如此，不注出处，终将给使用本书的人带来不便。因为很明白，既便熟读“十七史”的人，也不可能把本书所引每一条材料都记那么清楚。此外，书中也还存在某些失误之处。如唐朝有两个上元年号，一是高宗李治的上元，一是肃宗李亨的上元，而本书卷九八○则把高宗的上元误作为肃宗的上元了。再如卷九六七说拓拔思恭为吐谷浑，则与《宋史·夏国传》、《新、旧唐书·党项传》不合，未详何据。《册府元龟》的失误，虽然还可举出一些，但所占比例毕竟不是很大，比起其它类书来，失误要少得多，这是应该指出的。同时，还应该指出，由于《册府元龟》引文不注出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使用价值，可以设想，如果《册府》引文注明出处，《魏书》的那篇缺页便不会长久不被发现了，它从反面说明了辑编文献资料注明出处的重要性。
    （二）私人所修类书
    宋代私人所修类书，较有影响的有四部，这就是吴淑《事类赋注》、高承《事物纪原》、潘自牧《记纂渊海》和王应麟的《玉海》。
    吴淑的《事类赋注》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类书，这部书共分天、岁时、地、宝货、乐、服用、什物、饮食、禽、兽、草木、果、鳞介、虫，凡十四部，每部分若干子目，如天部即分天、日、月、星、风、云等十二个子目，全书共有一百个这样的子目。这种分部和设子目的做法，都是和以前的类书相同的。以前的类书，在子目之下，就开始罗列有关资料，但吴淑的《事类赋注》却改变了这种做法，他先运用有关资料，为每一子目作一篇赋，再刚注的形式，把每句所含典故注出。质言之，《事类赋注》的做法是先为子目作一赋，再列出有关资料。由于《事类赋注》的子目一律都是天、地、日、月等一个字，故又称《一字题赋》。它与以前的类书有下列不同：①不再是单纯的罗列资料，而是采用了著述形式。②对资料已有所选择，只列与著述形式即赋有关的资料，不再列与赋无关的资料。③赋本身为运用历史资料提供了模式，可以仿效、学习，提高了类书的实用价值。④这种类书已不再是单纯的资料库，其赋亦有欣赏价值。吴淑说：“伏以类书之作，相沿颇多，盖无纲条，率难记诵。今综而成赋，则焕焉可观。”（《进注事类赋状》）正道出了其为赋的目的。
    本书原无注，淳化间进呈以后，“太宗嘉其精赡，因命注释之。”（边惇德：《事类赋序》）于是便成了现在这种形式。
    在《事类赋注》之后，北宋有影响的私修类书是高承的《事物纪原》，这也是一部独辟蹊径的类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事物纪原》二十卷，不著名氏。《中兴书目》：十卷，开封高承撰，元丰中人。凡二百七十事。今此书多十卷且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耳。”可见此书到南宋时，已经人增广，已经不是高承原书的本来面貌，我们今天见到的《事物纪原》，就是这个增广本，但却已并为十卷，以合原书之数。
    本书共分“天此生植”、“经籍艺文”、“横行武列”、“农业陶渔”等五十五部，每部下设子目，全书共有一千七百六十六个子目。以上是《事物纪原》与以前类书相同之处，或者说是它们的“共性”。但子目之下，《事物纪原》既不泛泛地罗列资料，又不作赋，而是刻意探寻事物之始，也就是说，专门征引能够说明子目之始的材料。如卷一“天地生植部”的“日月”条，即引《帝王五运历年纪》说：“盘古死后，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又引《山海经》说：“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又引郭璞注云：“羲和，盖天地始生日月者也。”这些材料虽然看法（或者说观点）不同，但都旨在说明日月的起源。再如卷八“舟车帷幄部”的“寒食”条，亦征引了两种材料，一是陆《邺翙中记》说：“并州之俗，以冬至后一百三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乾粥食之，中国以为寒食。”一是《荆楚岁时记》说：“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二书说法不同，但都在说明寒食的本义及起源。本书征引材料的特点大体如此。从实际情况看，《事物纪原》已具备了现代词书的基本模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