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百灵庙后，一连几天得不到下一步进攻行动的指令，傅作义深感困惑，接连电催蒋、阎，询问结果。但蒋介石对阎锡山亦无可如何，只能暗自在日记中痛斥“阎锡山怕牺牲，不愿进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祸于宋哲元，而又惜战争之名，来索大宗款项六百万元，其心究何若？”（注：《困勉记》第39册，1936年11月26日条。）而在公开场合，他却不能对这种地方实力派领袖有所指责。蒋在27日给陈诚的电报中也只能表示自己所想所急，一切都是为了阎锡山等人的切身利益着想，还要表示毫无强人所难之意。其电曰：“中所希望者在求晋绥安全而已，如商都匪剿与南壕堑之匪若不扫除，窃恐绥东不能安全，即其飞机扰乱亦无法制止。至于外交问题，自当作整个打算，但中料定我军进占商都决无问题，即进占张北，此时倭寇亦决不敢正式启衅。现其政府与昨日雨宫（日本驻华武官-引者注）等屡此之声明，可以知之。以此种声明即可为外交有力之根据，决非寻常普通之谈话可比也。且为外交全盘计，更当收回张北为有利也。明轩（即宋哲元-引者注）自无问题，贵严到平，已与之切商，以收回察北必仍交还明轩也。如伯公等以为此时各方准备未完，应须慎重计议，其理由自属正当。请兄与伯公商决后电告为要。”（注：《蒋委员长致陈诚十一月感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第294-295页。）
    就在蒋介石已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国防部公开发表谈话威胁说“内蒙战事如危及满洲国或共党危及中国，将采取适当步骤以自卫。”对此，蒋的态度依旧表示怀疑。他一面表示尊重阎锡山等人意见，一面仍强调日军不过空话威胁，不敢对我开战。夺取商都、南壕堑，对整个晋绥，特别是对绥远的安全将有极大利益。对此，阎锡山和徐永昌的态度也很坦率，即“余意为不惜与日实时开战，或决其必与我开战，则可。不然仍以忍耐为上策。盖共党方张肘腋间，我力量不充，工事太差，统一亦未至表里，相信万一失利，国家殊有不堪设想者”。（注：《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500页。）为证明自己的担心不虚，阎锡山还向蒋通报了他得到的关东军正在增援商都的消息。称“据报某方军队约三千人携有坦克车二十余辆，飞机三十余架经过多伦多，向商都增加，日内即可到达”。（注：《阳曲阎锡山致洛阳蒋》（1936年11月29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日寇侵略之五，25041316。）
    鉴于此，蒋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复电称：“对于此时政略若对察北问题我方已有可进可退之余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场言，当以收回察北为有利也。惟以顾虑引起敌方整个之战争，则准备当须待时，弟意以后战略之攻守当决之于兄，而政略之成败则由弟负其责也。但无论如何，惟须速决为盼。”（注：《中正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1月29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1320。）当然，蒋内心里还是相信这时是千载一时之机，即使日本关东军有心干涉，亦需相当时日，若能即时进攻商都与南壕堑，渐次收复张北各县，不仅对晋绥安全有益，且于外交利益特大。但是，即然蒋已明确表示绥远军事上的战略部署交由阎锡山来决定，阎自然也就懒得多费口舌了。他对蒋的这种看法只是支吾其词，再不做正面回应。阎锡山态度如此，蒋介石亦无法可想。绥远抗战因此如流星掠空，一闪即逝。整个战役中值得提及的，虽还有红格尔图的抵抗以及大庙之乘势占领，但真正产生影响并具有军事价值者，实仅傅作义部袭取百灵庙一战而已。
    12月2日，虽然百灵庙争夺战一度大规模展开，但注意到张学良要求援绥抗日，东北军内部不稳，西北剿共将陷停顿，蒋介石也就乘势改换了方针，据说是：“一、亲自驻陕督剿残匪。二、对倭缓和进行交涉。”（注：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1936年12月2日条。）其对绥远战役的主导权，已经完全放给了阎锡山。而他自己则把重心转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战争上去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此去却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绥远的战事，也受到此一事变的影响，意外地停止下来。（注：西安事变发生第三天，即12月15日，德王、李守信、王英等伪蒙军首脑召开会议，以谴责张学良囚禁蒋介石为由，发表了停战通电。其对绥远傅作义部的进攻遂告停止，绥远战役亦因而中止。森久男前引书，第147页。）
    综合上述史实，不难了解，绥远抗战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其实并无中央军直接参预。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都是在蒋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按照蒋的打法，绥远抗战应有更大的战绩。无奈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绥远抗战中途停止，未能达到蒋预想的结果，既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不稳的影响，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11月27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意见冲突，调和不下，而蒋尚无力左右地方实力派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