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晋绥将领对自己建议的犹豫态度，蒋介石表现出相当的不满。他一面向阎锡山保证“俟桂事解决即可抽兵北上协防”，一面在内心里批评他们“无定识与定力”，进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对日交涉中不得退让，必须坚持他7月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宣布的最大让步限度不动摇，称“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注：《困勉记》第38卷，1936年9月16日条。）他相信：“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因为他注意到，倭寇现在纯粹是外强中干。“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放浪”。（注：《困勉记》第38卷，1936年9月25、30日条。）
    由于不能得到晋绥将领的赞同，再加上随着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日人被杀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乘机出着的条件已失，蒋亦只好决定“暂缓”他的“察绥进攻计划”，转而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以成都、北海两地日人被殴杀事件为由，说明目前国人对日本情绪之激愤，强调中日两国缓和关系之紧要，试图再次尝试与日本达成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方案。（注：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1日条；《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0月5日条。）
    绥远抗战实行之幕后
    中日南京谈判从9月15日开始，接连几次交涉之后，双方之分歧就已经显露无遗。19日，日方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中方承认共同防共、协定关税、聘用日本顾问、开通福冈至上海航空线以及引渡不法朝鲜人等。23日，中方则答以五条希望事项：甲、取消上海停战协定；乙、取消塘沽停战协定；丙、取消冀东伪组织；丁、取缔走私；戊、取缔日机之自由飞行。（注：转见《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结果可想而知。鉴于双方条件明显没有接近之可能，蒋相信事态可能趋于严重。为此，他一方面分电各方军政长官何应钦、吴铁城、韩复榘、沈鸿烈、阎锡山、刘峙、周至柔等，要求他们务必做好应变准备，说：“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注：转见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6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下），第134-139页。）另一方面，则决定赶回南京，亲自接见日本大使，做最后之努力。他在25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得旋转之途径矣。今川越与张群谈判，形势已等于决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许我提条件，是则不可忍者。余决回京，亲与川越周旋。”（注：《困勉记》第38卷，1936年9月25日条。）
    但随后的情况似乎不如想象中之严重。10月5日，蒋回到南京，接外交部报告称：彼要求华北特殊地位、共同防俄及根绝反倭行动与思想，但又“谓不能实行者不必强允，可暂作悬案”。日本政府如此表示，是否显示其已从原有强硬态度上退缩？至少“此其意或不敢再以军事威胁乎？”（注：《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0月5日条。）蒋因此重又乐观起来，不仅继续坚持“华北之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注：《蒋介石接见川越茂谈话纪要》（1936年10月8日），同前引绪编（三），第675页。），而且马上电告阎锡山：“外交形势转变甚快，绥东等事或可和平解决，对于全般外交及与绥远有关者亟待妥商，请派重要同志来京商决一切。”（注：《蒋中正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0月7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942。）
    而这时有关中日关系的各种消息和情报颇为矛盾，并非多为好消息。就在蒋回南京前夕，军情部门以及绥远前线就有大量有关日本关东军要在绥远展开更大规模军事进扰行动的报告送来。
    戴笠接连报告说：“化德日特务机关于养日（9月22日）召开军事会议，到有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关东军田中隆吉少将、伪蒙总顾问田川及德王、卓世海、李守信、王英等。决议：一、王英部编为五千人，所属骑兵六团，即由王英率领经百灵庙向五原推进。二、李守信部担任沽源经万全尚义一带之防务；德王部担任由尚义至商都一带之防务；又王英部步兵六团担任由商都至百灵庙之防务，并限令相机随骑兵向绥西推进。”“德王顾问西崎，于十月三日由张北经张垣赴绥。德王即召集李守信、王英及旅长以上军官讨论进攻绥远问题。”（注：《南京戴笠致牯岭蒋介石电》（1936年10月1日，3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日寇侵略（陆）卵翼傀儡，25036704，25031177，25010532，25010539。）
    傅作义也报称：日本关东军作战科长田中隆吉到化德每日开会，“指导伪军积极动作”，日军不仅向多伦和丰宁集中了3个联队，且送了5辆装甲车和若干野炮到张北给伪军，李守信部也已向尚义集中，绥垣、包头两处日人也分批离开，眷属皆送平津。“总上情况，已甚紧张，有旦夕发动之样。”傅为此不仅要求晋军“准备在绥作战之部队请早日集结”，尽速开绥，而且建议，应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并乘势直捣敌穴。他的具体意见是：“敌方发动初期，兵力未必雄厚，且日军参加者必少，而伪军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职意我应趁此机会，本钧座预定之计划，以优厚之兵力予敌以猛烈之打击，并乘机袭击察北，先将初期之敌歼灭，以振我军威，扬我声誉，而唤国人之注意。”（注：《绥远傅主席涵密申参电》（1936年10月3日）；《绥远傅军长作义好密肿戍参电》（1936年10月3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865-1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