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还在华北事变之际，就已经注意到日本有西进之势。但他当时估计，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在造成对苏联合围的态势，以应对苏作战之需。因此，最初蒋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注：蒋介石至2月下旬始开始重视晋绥防务，但军费亦仅增至每月30万，工事费连同山西在内允拨150万，争取添至200万。但事实上这一许诺到7月仍未实现。转见《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册，第376页；《赵丕廉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7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689-1690页。）他相信，以绥远的地理条件和军队的布防，守难攻易，如果真有日军来攻，几乎没有全面坚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确告诉对晋绥负有守土之责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说：“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注：《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一月漾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2），第235页。）蒋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三个月“则事无不成”，就是估计日军西进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这块土地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日军的主要目标其实还是为了夺取外蒙，并对付苏联。故蒋深信，苏联绝不会无动于衷。在蒋看来，“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3月29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互助条约，更印证了他的观察。他因此甚至开始考虑如何设法从日苏冲突中获取实际利益，即就势向日本要回东北主权的问题了。蒋的计划是：“俄蒙协议宣布之日，实即倭俄战局完成之时。俄之狡诈疑忌，倭之狭隘横暴，决不能长此隐忍而不破裂也。”一旦日苏关系破裂，“如倭能还我满洲之权，则先与商谈对俄协议，此为最大之希望；其次，则取消塘沽协议，与冀东察北战区，则允其资源之接济，不然概作为悬案。”（注：同上引，《困勉记》1936年3月31日，5月9日条。）
    但是，蒋介石对日伪西侵意图和日苏战争前景之估计，始终未能得到事实的印证。相反，注意到日苏形势“始急终缓”，德王意公然召集“蒙古建国会议”，以后又受到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的刺激，发现深处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守将宋哲元、韩复榘等也或明或暗地在与两广反蒋派相应和，蒋不能不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严重危险。其对绥远的方针明显地开始强硬起来。
    5月26日，蒋介石公开任命陈诚为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意在加强中央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控制。蒋同时明确要求阎锡山调遣兵力对整个包绥地区增兵布防。他为此致电阎锡山，说明此举对山西安危之利害。电称：“弟意于此省府改组以及四省边区名义发表时，一面应对包绥从速增兵布防，以示决心，则彼必不敢轻窥绥远，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则，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绥急进。万一包绥动摇，则晋失屏蔽，虽有天险，亦无以为计。预请当机立断，迅即增防。”（注：《蒋中正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5月27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250371。）
    蒋此番布置，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内蒙德王独立，为时间问题，果不能设法消弭乎？冀鲁叛变，图谋脱离中央，将成事实，或可及时消弭乎？”（注：《困勉记》1936年6月29日条。）显然，对日苏战争的期待，渐渐不再置于其对绥远守弃策略的中心了。他意识到，绥远与冀鲁，两者其实是互为作用，同等重要。德王若盘踞绥察，宣告独立，冀鲁之地位以及整个军心民心，亦必彻底动摇。问题是，山西刚刚在中央军的协助下，才将由陕北渡河东进的红军击退，不仅余悸未了，而且相当兵力不能不向西防御。受此实际情况的影响，阎锡山深感兵力不足。与众将领反复商量的结果，仍“以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注：《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33页。）故虽获蒋电，阎锡山方面却迟迟不能有所决定。
    至7月间，因伪蒙军进犯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许诺之防务拨款迟迟不见踪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军关麟征等部也因两广事变南调离境，晋绥两省顿感兵力捉襟见肘，故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这时频频向蒋告急，担心“伪蒙图绥”，“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注：《阎锡山上南京蒋委员长长密元电》（1936年7月13日）；《绥远傅主席简密删酉电》，1936年7月15日，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693-1695页。）但蒋这时因应付两广事变，分兵无术，难以驰援晋绥，不得不密电阎锡山，要其克服困难，火速增援傅作义。他在电报中苦口婆心，反复说明要避战必先迎战的道理。称：“对绥部署，弟以为必须速在第一线多置兵力，一以示我决心，一以使其不敢轻犯，万不可作势防御，错视对方犯绥之战略也。”“此时应敌必须深测其惟一心理，即彼不敢牺牲一语是也。如要有牺牲代价，则彼必不为。故我要避免牺牲，当先示其牺牲之决心”。“若前方只用稀小兵力示弱于人，则此非避战之道，实为引倭来犯，无异衅由我启也。”况且，“如我有备，万一彼果来犯，只要我前方能沉着应战，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借口于伪军无理冲突而非其倭军之本意。此乃必然之结果。万望吾兄从速决心增加绥防五师之兵力，则战可必免”。蒋甚至告诉阎锡山说，如山西再不从速大量增兵绥远，“下月中绥远必非我有，而晋亦不保矣”。（注：《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七月世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2），第242-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