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蒋介石是否决心由绥远战役而展开全面抗战呢？似乎也不能轻易得出如此结论。事实上，归纳蒋主战的言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根本目的不在战，而在和。其战亦是为了迫使日本认识和的必要，意在逼其让步与妥协。用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应准备宣战与造成形势。”因为，只有使其知道一经破裂，我必不惜牺牲，则不能使其知难而退。敢于做此赌博，一个原因在于蒋的军人特质和独特性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方并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关东军即使想要干涉，也难以很快抽调兵力援绥。只要打得快，打得狠，取得先机，关东军纵使想要报复，也必因失机而需重新计算，权衡利害。当然，要赌就不能怕输。蒋亦时时在做着破裂的准备。这恰恰是蒋介石区别于阎锡山等人的关键所在。阎锡山等人总是担心因小失大，引发大战，而蒋介石却敢做敢当，不惜一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年里每每遇到中日间出现突发事件，蒋都会要求军事各机关“准备一切”，做好破裂准备的原因。这是因为蒋经历了东三省、热河沦陷和华北事变之后，不仅深知自己已让无可让，而且已经明白继续示弱只有灭亡。他因此相信：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现在“惟有十分备战决心，随时牺牲或可避免战争，（并）慑服倭寇”。他始终认为：“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则应准备宣战，造成宣战之形势，并暗示一经破裂，则我非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不可，使不敢常作小规模之扰乱，则我可转入主动地位矣。”（注：同前引，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民国廿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2日条；《困勉记》第39卷，1936年10月1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