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等人的看问题方式明显与蒋介石不同。蒋是越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须用强硬的态度使日本人知难而退；阎锡山等人却越是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担心太过强硬反而会惹恼日本人，为其大规模军事介入提供口实。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他们当然会怀疑蒋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世昌的观点反映了山西多数领导人的想法，他说：“盖我工事不够，准备未周，共匪又近在侧背，能再延宕敌人一年，于我最利。”目前惟一可行的战法，就是乘伪军王英部进至百灵庙之际，“一举灭之，并将百灵庙附近之能资军用等地毁烧之，祗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绥境，而表面上不使日人过于难堪”。即便是对这种战法，众人也认为应当十分审慎小心。（注：《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83页。）结果是阎锡山的增援行动与作战计划迟迟不能出炉，蒋介石不得不接连去电询问阎锡山：“对匪伪军之进攻计划未知能否实行”？并决定亲去太原见阎“面商一切。”（注：《南京蒋委员长中密马午侍参京电》（1936年10月21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1997页；《蒋中正致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0月23），25，26日，同前引，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028。）
    自10月21日起，中央军汤恩伯部第四师、第八十九师以及所辖第七十二师已开始由陕北清涧、延川一带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动，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各部亦奉命向吴堡、绥德、安定地区转进。蒋并调门炳岳师集结咸阳，随时准备开赴绥远。南京政府援绥部署业已展开。负责援绥计划实施的晋陕甘绥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根据蒋令飞往太原，与阎锡山等会商，劝说晋军将领实行出击。陈诚到后，提出可由汤恩伯部中央军化装成晋军模样袭取张北，另由傅作义部攻取商都，阎锡山等仍表示怀疑。阎锡山等人甚至认为：目前“绥境内并无伪匪军，我军现已在绥边之兴和、陶林等县驻有重兵，并做国防工事，其沿边之红毛营、玫瑰营、大六号、高家地等处亦并分扎军队”，绥远暂时看不出有太大危险。而主动向察北出击，一来已经集结甘北的中共红军会不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之局，乘机打着增援绥远抗战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晋绥地区，令人忧虑。二来大战一起，晋绥工事、部署准备不周，万一关东军大举介入，红军又近在肘腋，实难料想最后结局。故他们的意见是：“非万不得已不可寻敌。”（注：《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84页。）
    10月底，阎锡山、傅作义等均齐集西安和洛阳为蒋介石祝寿，蒋乘机又反复劝说阎、傅等加紧准备攻势。他具体与傅作义讨论了在绥远实施军事防御的方案问题，说明我不攻敌，敌必攻我，届时我将更加被动的道理。对阎锡山所担心的中共红军背后威胁之事，蒋也详细介绍剿共军事形势，保证他有十足把握能将红军围困消灭，断不致给绥远抗战带来麻烦。但是，阎锡山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在回到太原后，对于蒋建议“精研”进兵德王在绥之据点百灵庙一事，复电蒋称：我发动对伪蒙军进攻，难免会成为德王宣布独立之藉口。届时德王以独立为由，要求日军协助抵抗，我“不免有挑动对日真面目战争之虑”。考虑到此举利害关系，他的意见是，既然蒋估计伪蒙军必会来攻，不如“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令（进攻），较为有词（可藉）。”（注：《阎锡山上洛阳蒋委员长长密江申电》（1936年10月3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51页。）
    11月上旬，伪蒙军陆续开始由察北向绥远境内之百灵庙、商都、南壕堑大举调动，意在进攻陶林、兴和和集宁，绥远军事形势顿形紧张。5日，德王又发歌电致傅作义，声称：“自蒙疆设省置县以来，盟旗之政权日蹙，蒙人之生计日窘。上年迫不获已，始有要求自治之举。当时中央以扶植为怀，特准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综理自治事宜。”“惟贵省始终猜忌，屡加破坏。”为维持蒙人生计，不能不向贵省提出五项要求。（注：五项要求包括：一、请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即日归还察哈尔省，并归本会管辖；二、立刻解除对百灵庙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立即归还今春被诱骗叛变的原百灵庙保安队携去之武器弹药；四、即拨付四十万元以为蒙政会清偿债务；五、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人员及贵省袭击梅力更召之官兵，请一律拿解百灵庙，以便法办。）电报强硬要求：“以上五项系为蒙古生存必不得已之要求，贵省以前种种压迫蒙古之错误即应一一承诺，如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不能不作最后之挣扎。设由此而演成事变，其责任均当由贵省负之也。”（注：转见《绥远傅主席代密微戌电》（1936年11月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79-2088页。）14日，王英也打出大汉义军司令的名义，发表所谓《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号召打倒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注：转见森久男：《德王の研究》，日本爱知大学国研丛书第3期第3册，创土社2000年印行，第144页。）
    伪蒙军的调动和德王歌电，清楚地显示日伪进攻迫在眉睫。傅作义除当即复电反驳外，特告阎锡山：“彼方于最近其内向我进扰已无疑义，拟请钧座当机立断，迅将部队集结于适当地点，准备使用。彼一发动，即迎头予以最大打击，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他的看法与蒋相同，即：“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注：《绥远傅军长皋密歌戌参电》（1936年11月6日），同前引，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2，第20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