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刘向校书时是有依据的，但别择选裁却是他们作的。后来看到和流传的图书，文字、篇章甚至有些书名都是他们定的，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认定乃至改造。这是很大的工程，也是很大的贡献。但是，后世看到的群经诸子各类图书，包括汉代也包括汉代以前的，都是刘向他们认可的。他们的思想、水平、原则、方法，我们不能不注意，唐宋以后产生许多辨疑，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由于这种整理而产生的。在儒家、经学已占主导地位的当时，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如上引《晏子叙录》所云：“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
    我们研究学术史，一定得重视这一情况。
    （五）东汉诸举措及其意义
    从西汉经过王莽到东汉的政治变化，虽有国家图书的散失“泯尽”（如前所引述），但从朝廷对学术的政策和措施看，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开始或者可以说是“拨乱反正”，内容多半是作为统治者非做不可的，而且多效仿西汉，其结果或者可以说是“物极必反”。
    整个东汉时期的各重大举措，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说：光武帝之“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术阙文”，“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以及“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等等；明帝之“建三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还有：
    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再就是前已引的章帝之“大会诸儒於白虎观”“如石渠故事”；和帝之“数幸东观，览阅书林”等等；“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本初元年在梁太后的提倡下“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一直到灵帝时立熹平石经。
    以上情况说明，东汉一朝自始至终都有关注和影响学术发展的各种举措。这些举措我们可以综合作些说明：
    首先，与西汉不同，面对“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一开始就重视了学术的发展，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这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已经比较成熟，当然与光武帝之“爱好经术”的个人素质有关，这方面刘邦是不可相比的。
    刘秀与东汉学术发展应该多说几句，由于他的学识修养，一方面他在政治上施行“柔道”，参考了黄老之治。另方面大力倡导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有利于统治的儒学，包括网罗儒生参政，增设博士官、迅速兴建太学、发展郡县之学乃至放任私学发展（私学也以经学为主，是有利于统治的），身体力行带动群臣“讲经听诵”，如史书说：
    旦听朝，至日晏，夜讲经听诵。坐则功臣特进在侧，论时政毕，道古行事。次说在家所识乡里能吏，次第比类。又道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坐者莫不激扬凄怆，欣然和悦。群臣争论上前，常连日。[8]
    他的所作所为，自然对人们读经论学、对学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然而，《儒林列传》未记，而对学术发展影响也不小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对谶纬的提倡。
    史书记载光武帝信谶或善谶，今有学者称之迷信谶纬，恐不确。刘秀既懂经书也懂图谶是肯定的，《后汉纪·光武帝纪》写道：
    初军旅间，贼檄日以百数，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
    这也并不是迷信。我以为，刘秀是善于利用图谶，帮助了他政治上的成功。事实比较清楚，西汉末年以来，许多人利用图谶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刘秀只是其中是之一，只不过用得巧妙，并且取得了成功（具体就不在此详论了），所以“善谶”之说很恰当。问题是他成功之后，在他的最后（去世前两个月）来了一个“宣布图谶于天下”[6]（光武帝纪）。其意义何在？那就是把已有的图谶--《河图》、《洛书》等“秘经”作一次正式的公布，以此为准，再不许造作，不许再增益、私改，否则严办。楚王英、阜陵质王延与人造作图谶，都被判为“大逆不道”，株连很多人[6]（光武十王列传）。刘秀之举的用意，主要在政治上，也是为了巩固统治。但是，在客观上却给学术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如《后汉书·张衡列传》所言：
    初，光武善谶（按：此“善”字恰当），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
    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是学术史上的大事、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