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此思路作文章，内容也会是很丰富的。当然材料中比较明显的是汉初和东汉末，“百家之学”更活跃、更突出一点。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汉代的儒家和其他各家一样，应该称之为新儒家。他们虽然高举孔子的旗号，垄断五经、六艺，以儒者自居，实际上是兼综阴阳、名法、道德之学，成为新的儒学（注：汉代新儒学之说早有学者提出，我记得好像最早是从杨向奎先生的著作中看到，但很少有人注意，近年来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例如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就明确地说了：“儒学成为兼综各家的新儒学”。）。证明这种兼综各家的新儒学的最好的例子，那就是被称“群儒之首”的董仲舒。董仲舒也被认为是“纯儒”，其实他的学术思想不“纯”得很。“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论著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他的思想体系是兼综了各家学说的，过去注意他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最为明显，如《汉书·五行志》所说：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历来在这方面多有论述，近一二十年，人们注意到他的兼综各家。在他所处的时代，汉初以来的“儒道之争”尚未完结，所以黄老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甚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先后四、五篇文章探讨董仲舒与黄老思想的关系，陈丽桂先生的题目更明确为《董仲舒的黄老思想》。概述董仲舒兼综思想的著作很多，这里且引陈丽桂之文的结论作一代表性的说明：
    一代儒宗董仲舒在推阐阳尊阴卑的“三纲说”与大一统思想时，吸取了相当份量的黄老帛书一系阴阳大义、《管子·心术》、《内业》乃至法家申韩一系静因无为的形名技巧与权谋独断之术，或以为推论的理据，或加以诠释与疏解，终于完成了他天道与治道通贯、厚德简刑的思想纲领，与君尊臣卑、君暗臣明、君静臣动，挈名考质的君道思想，以为其天人合一、灾异感应说的基础，并为此后刘汉朝廷阳儒阴法、王霸杂治的统治方向与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3]
    这个概述比较晚近，陈先生虽着眼于黄老，实际上也论到了“兼综”，而且与汉王朝的政治联系起来。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其地位和影响，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东汉的王充早已说过：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4]
    这位被称为“战斗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家，“嘉美”其“道德政治”，也无非有利于统治，这一点我们不可苛求。但是我们要注意其政治思想的意义和影响，它不仅为汉朝“王霸杂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为后世整个封建统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不仅在汉代“为儒者宗”，也为后代儒者所宗奉、效法。这也是其历史地位。
    董仲舒的一些主要思想及其影响应如何评价？是需要作一些具体分析的。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历史循环论”之类，现在看来问题很大，从当时开始就有人提出问题，例如王充就说：
    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了。[4]
    这些确有不少问题。但它们既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前提，其在后世的影响也始终存在。而他的“大一统”主张、三纲五常论的影响就更大更深远，这是确定董仲舒历史地位，确定汉代儒学地位的主要方面。
    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学，我们看到了汉代学术思想的整合。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这种整合也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这里且稍稍从头说起。
    和汉以后的经学相比，人们称先秦（主要春秋战国）为“子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十分突出，甚至出现水火不容的状况，这也是事实。儒道各异、儒墨相非，互相指短，甚至破口大骂，说对方禽兽不如。但人们不难看到，诸子的言论、思想，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人曾就“百家争鸣”作过几点概括：一、殊途同归；二、相生相灭；三、同源异流；四、求同存异与“齐万不同”[14]（p83-89）。这里就有一个学术思想的趋同与整合的问题。战国后期的诸子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只是各人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因此，今天的研究中，会发现法家与道家有密切关系，也会对荀子到底属于儒家还是法家产生疑问。这些中间就有一个学术思想的趋同问题。
    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辟犹水火”的情况，各主要派别都坚持自己的主张，都指责别的派别为邪说、杂学，都企图以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是吸取了他人思想的）实行统一。法家就是主张禁绝百家的，它对于儒、墨这两派“显学”攻击批评得尤为厉害，说它们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例如在《韩非子·显学》中就说：
    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