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的对策很详细，但对策的时间很笼统：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数百，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资治通鉴》记董仲舒之对策于建元元年，是否有别的根据，不得而知。但于情理言，《汉书·武帝纪》记于元光元年是比较可靠的，此时的汉武帝已二十三岁，亲自策问并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更有可能。
    举贤良文学之士有多次，所以前后有数百人。贤良对策具体有几次不可得知，仅从董仲舒对策的情况看，恐怕一天半日是难以完成的，也许一连几日。从《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对策的内容看，颇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汉武帝是垂向长治久安之策（“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以及当时政治之得失。董仲舒对于后者是绝口不谈，他明确表示：
    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
    对于武帝所“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可以说他是一再揣摸武帝的意图，作试探性的回答，所以武帝也一再提出问题，要他“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第二，董仲舒的对策大量徵引“孔子曰”为依据（包括引《论语》曰、曾子曰以及《春秋》等等），史书中说他“推明孔氏”这话是很不错的。究竟从“三代之治”中吸取什么？治理天下哪些内容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董仲舒回答“天命与情理”，提到了“观天人相与之际”的问题，汉武帝也说：
    盖闻：善言天下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
    故其对策又被称为“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回答中，虽然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的名言，但泛泛的议论似乎并不称意。不过有两个重要的具体问题，倒是符合当时所行举措，也为武帝所认同的。一个是强调“教化”的重要，主张兴学：
    走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教化的内容，他提到了“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
    另一个就是“抑黜百家”：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治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井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和建元元年卫绾相比，只不过加了一些议论，《武帝纪》记曰：
    承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所谓“抑黜百家”，看来在董仲舒对策之前已经实行，甚至可说是窦太后认可的。可见董仲舒之对策，不过是顺应了时势。
    第三，从对策内容看，很难说董仲舒有多少崭新的内容，大多是当时已存在的一些看法，只不过“推明孔氏”比较突出罢了，当然这在当时也是要有点勇气的。如此明确、大力地“推明孔氏”，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和表彰，这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场的就有一百多人，因为汉武帝“复册之”时，“制曰”中有如下几句：
    今子大夫待诏有百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要这些人不要怕“有司”，不要怕“文系”（“惧于文吏之法”），也不要讲“异术”、“殊方”，“切磋究之，以称朕意”，合他的什么意呢？如董仲舒那样，讲“天意”、讲“大一统”、讲立太学、重教化、推明孔氏。这些思想自然影响那在场的百余人，影响朝野内外。因此，汉武帝的贤良对策，直接关系到“独尊儒术”这一问题。《武帝纪》在记对策诏令之后，写上一句“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董仲舒对策之后虽只为“江都相”，但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公孙弘虽“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但打的却是“治春秋”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