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知此“殿中”议与“石渠”议是否一回事？至少是前后相连之事，这说明新的经学派别博士之立，是要经过认真讨论和评议的。
    总之，石渠阁会议是一系列讲论经义的代表，除了涉及博士增设的问题之外，经书的同异、是非是要具体讨论的，这就直接关系到学术的具体内容。
    （四）刘向、刘歆父子校阅群书
    这种意义、影响深远的大事，史书记载比较简略，成帝时诏刘向校经传诸子，其子刘歆卒其业，《汉书·艺文志》有一个概括的记述，已如前引。实际上这件重大举措，持续时间长，工作量大，其结果影响甚大。
    根据分散的资料，我们看看刘向、刘歆父子及许多专门家做了一些什么整理工作。首先，他们就中、外藏书进行了一翻分类清理。所谓“中”，应该是国家所藏图书，但是国家藏书之所不少，石渠阁、天禄阁、蓝台、石室乃至太常、太史等处都有藏书，就不知刘向他们是否全都参考到了？“外”，应该就是一些私人藏书。曾搜集过中、外之书是可以肯定的，这可以从刘向当时所写的一些书录中看出，例如《晏子叙录》说：
    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
    又如《管子书录》说：
    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
    现在可见的七、八篇书录都是如此。
    这里又透露出另一个很普通而未被重视的现象，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而刘向等人的工作，倒是做了“整部”书的工作。他们搜集、参校之后，就除去重复，各种本子互相补充，整理编次，如上引《晏子书录》又接着写道：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他们的整理是有一定的依据和标准的，这篇《书录》最后又写道：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
    整理的指导思想、具体原则方法及其慎重的态度，都能够反映出来。其他书录详略不一，整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相同的。
    有些书错乱得比较厉害，他们予以了重新整理，甚至新定书名，例如《战国策书录》云：
    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后来所见到的《战国策》是刘向等人整理的、定名的。还有其他一些当时杂乱无章的书，也是这样整理的，如《说苑书录》云：
    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误。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复）今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说）苑》，皆可观。
    这是他对自己的书，重新整理编次。校书工作量是很大的，除上述收集、整理、分类之外，还包括认真的“校雠”等，都是费时费力的细致工作。虽集中了当时一些专门人才如任宏、尹咸、李柱国、杜参、班斿、王龚等人，分工合作，刘向是主持者，辛勤工作了近二十年（从成帝河平三年“校中秘书”开始，直至去世）。
    究竟整理了多少图书？当时整理的《别录》和《七略》均已失传，从根据《七略》编撰的《汉书·艺文志》来看：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宾，百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据后来的其他记载，《七略》所记家数还多一点。这里就不必细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