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五蠹》中更明确要求：
    境内之民，其言说者必轨于法。
    这种统一的主张，由韩非的同学李斯在秦始皇时付诸实行过。但其结果是“此路不通”，学术思想的统一是不可能用坑、焚之法来解决的。
    儒家学者荀子也有过这样十分偏激的主张，他在《非十二子》中说：
    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其所“非十二子”是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其所非包括儒、墨、名、法、道德诸家之说，就是儒家内部他也主张“清洗”，在其他篇中就指责一些“腐儒”、“陋儒”“贱儒”。不过他没有明确提出什么统一思想的具体主张。
    从原则上看，也许黄老道家统一思想的主张要合理一些，他们虽主张统一，但能具体分析各家之长、短，主张取长补短，发挥各家所长，“齐万不同”。例如我认为是黄老道家成熟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就是如此，其《不二》篇写道：
    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慎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其为圣人矣乎！
    这是其主张，是一种思想。不过也似无“齐万不同”并使之“如出乎一穴”的具体办法。至于更客观而且“择善而从”的主张，那还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他明确的指出各家之殊途同归：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其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2]（太史公自序）
    虽然他对道家情有独钟，主张实行道家，但对各家之长、短反复的进行了论述，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当然其所论之长、短，有他自己的取舍标准，人们也可以作不同分析，例如他虽批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但是儒家的根本主张“不可易”：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2]（太史公自序）
    其“治”的主张，“异”都没有，只有“省不省”的区别，如他们说：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2]（太史公自序）
    除此之外，司马谈是站在道家立场的，也反对儒者的“主劳而臣逸”，因为这与道家“无为”主张是不合的。
    司马谈的主张，也就是他所说道家（我认为就是以黄老为特徵的秦汉新道家）“治”法：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太史公自序）
    在“治”术上，在统一思想的方法上，不再是“党同伐异”，对于其他各家思想采取吸收其长的“整合”办法。
    新道家的主张在西汉初曾实行过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思想统一也未能做到。是何原因？还没有人讲得很清楚，恐怕也较难讲清楚。从大方面看，有历史、社会原因，甚至一些重要的个人因素（主要统治者）。阶级社会，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各自利益。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暂不说它，学术方面也是如此，不同派别也斗争得十分激烈，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但“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2]（老庄申韩列传），后来儒学内部的争立博士之类的事，处处都能看到学术思想战线的不平静。另一方面，那就是道家思想特别是其政治理论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不成熟、有缺陷，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例如说主张“无为而治”、“主逸臣劳”，除了“与民休息”之类的大原则外，究竟如何“无为而治”，缺乏更具体的原则和方法。承认儒家的君臣、夫妇之礼不可易，又反对繁文缛节，到底如何维护尊卑之序，也缺少理论的阐述和相应的措施。诸如此类，值得商讨之处不少。汉初黄老之治的典型代表曹参，无任何理论建树，只是“日饮无所请事”，还美其名曰：“陛下垂拱，参等守职。”[3]（曹参传）如此为治，岂能长久！
    相比之下，汉代的新儒家就成熟多了，它的新思想体系的形成，几乎是走新道家相同的道路，“兼儒、墨、合名、法”（用班固之言）。司马谈描述道家之术的语言，我们换一个字可以用来说明董仲舒的儒术，那就是：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道、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